中国核工业2011年第四期

来源: 作者: 时间: 2011-05-27

【本期关注】核安全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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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5-19 

4月12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由5级提高至最严重的7级。自3月11日发生福岛核事故以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从4级到5级,再到如今最高级7级,不断升级的日本核危机,使得核恐慌以日本福岛为圆心向世界各地蔓延。

此次事故发生后,世界各媒体快速跟进,对日本核危机、世界核事故等进行“扫荡式”报道,其间不乏有渲染恐惧之辞,这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和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这些远去,甚至已经尘封的“黑色核记忆”。

很快,“核电是否安全”、“要不要继续发展核电”、“既定的核电计划是否合理”等问题接踵而来,各国迅速审视自己的核电战略:德国冻结延长核电站使用期限政策,意大利宣布将新反应堆计划延期一年,英、美的重启和新建计划均受到阻力,印度和澳大利亚表示要进一步检查安全性,中国则宣布暂停审批新核电项目,对运行核电站和在建项目将进行安全检查。

从这些反应也可以看出,任何一处的核事故都是世界性的,它的影响震撼全世界,一荣不一定俱荣,但一损俱损。

不过,发展核电的信心并没有泯灭,很多专家纷纷表示,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从全球的能源结构来看,核能都仍是当前的最佳选择。如今,核能发展不能“因噎废食”,但是,安全必须成为人类利用核能的首项要求。这成为不同国家发展核电时相同的第一承诺。经历这次事故,核能将会变得更加安全。

安全技术:

吃一堑长一智

有专家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核电站的安全技术分析,就像我们爬山要防各种猛兽袭击一样,尽我们所能地预想出所有可能出现的猛兽种类和数量,并提出万无一失的防范措施。可是,上山后还是保不齐会出现超出我们预想的情况,为了更加安全,我们还要把自己关在牢固的笼车里!

安全是核电发展的第一要求。由核事故引发的信任危机,反而促进核工业更健康地成长。因为核电设计人员,不会因一次事故而放弃科研,吃一堑长一智,他们会充分吸取经验,在防护、停堆、冷却等方面进行更多技术改进,不断升级防范措施,从而保障核能向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三里岛回声

1979年3月28日凌晨4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发现异常,一个误关闭的阀门和一系列错误的操作导致2号机组反应堆冷却系统大量液体流失。由于冷却水损失,导致堆芯材料余热累积,燃料棒部分熔毁。此事故被定为核事故5级。

三里岛事故后,世界上对当时所有核电站进行了改进——比如,三里岛核电站水位计有缺陷,现在所有的堆都有很好的水位计;增加安全壳对放射性的包容;世界所有核电站开展全范围仿真机应用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发展核电比较晚,1985年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开工,在“秦山核电站是否建安全壳”的设计中,三里岛事件的经验教训让核专家笃定了秦山核电站建安全壳。“当时我们核专家中很多都是留苏的,苏联早期核电站没有安全壳。但是三里岛事故让我们更切身地认识到,安全壳可以有效防止核物质泄露到大气中。为了更安全发展核能,秦山核电站当然要建安全壳。”当时参与秦山核电站技术讨论的核辐射防护专家、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说,“几年后,切尔诺贝利事故再次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核电站安全壳的重要性。”

在1979年三里岛事故之后,美国并没有停滞核技术的研发,而是吸取教训后,在日本、法国等国家建造更安全的核电站。如,之后中国引进的法国M310技术,其实就是法国由美国相关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而来。随后,中国又根据新的安全标准、核电站的安全经验反馈,对其再进行技术改进和创新,从而形成了目前具有中国特征的二代加堆型,相比同类技术,更加安全、可靠。最近几年,美国推出具有非能动安全系统三代AP1000核电技术,目前也正在中国建设中。

“我国核电站最早也是从1991年才开始投入运行,都相对年轻,所以安全起点都比较高。”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继说,“这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世界核安全技术在不断进步。”

切尔诺贝利影响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爆炸使机组被完全损坏,大量强辐射物质泄露,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此事故被定为最高级7级。

事故发生后,业界又一次兴起了核安全大讨论。如,核反应堆厂房外面厚达1米的钢筋混凝土外壳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安全壳内还增设了氢气控制系统、安全壳泄压装置等。

“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石墨堆几乎就被核技术人员放弃了,这也就是宣告了石墨堆的‘死刑’。”邢继说。

中国是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运营核电的,吸取惨痛教训后,采用的大部分都是压水堆。压水堆具有固有安全性,采用了四道安全屏障防止放射性物质释放,并采用了大量更为可靠的技术措施来保证四道安全屏障的完整性,如多样化的堆芯应急冷却与余热排除手段,以及一回路快速卸压手段,可防止核燃料包壳与一回路压力边界的损坏;安全壳的冷却与过滤排放系统以及氢复合装置,可以防止安全壳在假象事故发生时的损坏。“安全性能得到显著提升。根据世界核电技术的发展,核电企业每年还都要斥资做技术改造。比如中国的秦山核电站每年也要花上千万元进行改造,一些部件会定期更换。”当提到核电技术改进时,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前团长俞卓平说。

和美国一样,前苏联也没有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而放弃他们的核技术研究,如今俄罗斯的VVER核电技术和快堆技术都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安全性和可靠性都不可同日而语。

田湾核电站引进的是俄罗斯VVER核电技术,它采用了双层安全壳,可靠性进一步提高;首次设置堆芯熔融物捕集器,可以缓解超设计基准事故的严重后果。

除了田湾核电站,中国还参与了第四代核电技术研究,去年,与俄罗斯有着合作的中国实验快堆成功临界。中国实验快堆进一步增加了安全可靠性:反应堆设计首先强调了固有安全性,所有反应堆都设计成具有负反应性,保证了在所有异常情况下反应堆自行稳定;一回路非能动事故余热排出系统,这在世界快堆建设史上首次采用,确保在任何工况下导出反应堆内余热;采用双层容器、双层管、备用系统等安全措施。

“安全分析结果表明,最严重的事故情况下,实验快堆厂外人员和环境也不受影响。”

福岛反思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4台机组冷却系统相继出现问题,发生氢爆,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环境中。

事故发生后,核工业界已经开始反思日本核危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和2号反应堆是于上世纪70年代初投入运行的。“当时的安全标准比现在要宽松很多。它们建造于大众甲壳虫车没有汽车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的年代。”有关专家分析。

经历过福岛核事故后,有专家认为,对服役期较长的核电站进行定时检查还不够,应该及时更新反应堆和整个核电站系统的技术。

“这次事故,还挑战了我们的核电设计标准!”有关专家在一次福岛事故研讨会上提出,“以后核电站的抗震级、防波堤高度怎么定等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

美国资深核工程师、三里岛事件现场主任莱克•巴雷特曾向媒体表示,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如,要为超过设计范围的事件,提前做出更好的应对计划;也要为严重的破坏性事件发生,做好更周密的遏制和修复预案。

“目前,我国核安全法规标准采用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核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田佳树说。我国核电站的“技术门槛”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核电站的选址也更加保守、安全,所选厂址均远离火山、地震多发和高发区,避开地质断裂带和人口稠密区。核岛坐落于完整的基岩上,抗震标准、防洪标准等都做到了“高一级”的设防。

2004年,国家核安全局还颁布了另外修订过的标准——《核动力厂运行安全标准》。据此,核电站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改进,光是防止氢爆的措施就有好几条,比如在安全壳内增设氢复合器,将氢变成水;安装氢点火器,把氢气燃烧掉等。“目前,包括秦山二扩、岭澳二期在内,之后建设的核电站,还设计了更可靠的安全壳过滤排放系统,就算发生核事故,安全壳需要排放卸压时,也可将绝大部分放射性物质过滤掉,从而使排放气体不影响环境安全。”邢继说。

另外,每次核事故发生后,核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似乎都会更加紧密。如,在此次日本核危机发生后,中国核电工程公司与美国、法国的同行,已就核电站应急废物处理、核事故应急响应及核电站安全设计等问题加强了交流。“保持和加强本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提升自身能力;有利于提高世界核安全技术的整体水平。”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就像在核电发展的春天里下了一场雪,但我认为雪后的春天会更加美丽,中国还需要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说。

“美国已经从三里岛事故中吸取了很多教训,美国的核能更加安全,也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希望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福岛之后的日本。”核专家们对核电安全发展依然充满信心。

安全监管:

再怎么强调安全都不为过

仅仅依靠核电站固有的安全性还是不够的,核工业的安全还需要严密高效的监管体制和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监管方,还是企业都必须清醒认识到,再怎么强调安全都不为过,并努力践行“安全第一”的原则,不断追求卓越,确保绝对核安全。

世界反应

每次核事故,在推动核电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核电监管的进步。纵观历次核事故带来的监管启示:三里岛事故直接促使了美国核电运行协会(INPO)的成立,也让所有美国核电企业深受触动,这些企业达成协议,确保各家核电站都对彼此的安全性相互监督。

自从三里岛事故后,美国在应对紧急情况时,核电站须不断将其应急计划告知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以及核管理委员会。必要时,核管理委员会、国土安全部应急部门、能源部环境保护局和其他联邦机构也会加入协调危机处理。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世界各核电营运者意识到任何一个核事故都会对其他核电站造成影响,因而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成立,以加强各核运营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有效的经验反馈,建立核安全文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的核电站都加入了WANO。

此次日本核危机发生后,据相关报道称,该事故除了自然灾害原因,还与核电站抗震能力不足、设备老化以及管理不善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属者——东京电力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民营核能运营商。然而就是这样的核电巨头,还是存在着管理不善的问题。

对此,日本专家表示,东京电力公司之所以对福岛核电站延长使用寿命、长时间不检测设备、反应迟缓,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维持更高的经济效益。在核电站不断高效地创造出能源的同时,因为利益问题,安全被忽视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见了。

“核工业的特殊性,就决定了核工业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中核集团有关人士说。目前,在中国,每家核电厂都会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即安全决不受发电量、经济效益及其他因素的约束,安全可以不受成本或进度的约束。而且,每家核电厂也都是严格遵照此规定执行的,“核安全是核电站的生命线”的核安全文化已经成为了核工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除企业自身自省之外,此次日本核事故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核电的国家带来了诸多监管方面的警示。如,在发生日本核危机之后,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皮埃尔•加多内就表示,核电业的安全性已经超越国界,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一领域进行“全球化管理”。

中国行动

“对核电安全的关注程度和监管的严格,是任何其他工业无法比拟的,凡是有核电的国家,都有核安全监管机构。我是中国第一代核电站的高级操作员,我清楚我们在管理制度、操作运行规程、设备维护、人员培训、定期试验、辐射防护等方面做得不错。”俞卓平说。

我国核工业发展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开始,国家对核安全就极为关心,发布的第一个安全方面的规定,就是核辐射防护的规定。从组织方面来说,国家也十分重视,先后成立了专门搞辐射安全的工业卫生局、辐射防护研究所、核与辐射安全研究所等单位。“其中,辐射防护研究所是现在辐射防护研究院的前身,该院人员达千人,这样一个规模的专业从事安全防护的单位,在其他行业是不多的。”潘自强说。

1984年10月,国家就成立了国家核安全局,当时,中国正准备建设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秦山核电站刚刚开工不久,这对刚刚发展核电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国家高层非常重视,国家领导人召集当时的核工业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分析事故,总结教训,找对策。

在这场核安全大讨论中,某领导人说:“要加强核安全监管,国家核安全局100人都不算多!”据了解,当时国家核安全局只有30人。可以想见,100人,在当时核电发展起步阶段下的中国,是个不小的数字。

之后,随着核电大发展,中国也在不断加强核安全监管能力。核监管部门肩负着核设施的核安全许可及其监管、核安全设备安全许可及其监管、核技术利用项目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及其监管、辐射环境监测等重任,范围广责任重。

“近几年,为了适应核电发展的需要,核与辐射监管部门的人员编制从300人增至1000人,现有在编人员总数为470人左右。”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巍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提高我国的核安全监管水平。中编办已经批准国家核安全局到2012年其人数从300人增加到1200人。我认为,我们的监管水平与现在的核电发展是相适应的。”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说。

目前,主管中国核电事业发展的是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核安全局。国家核安全局主管核电站运营企业的资质审批、安全审查;国家能源局负责核电产业规划和项目审批。此外还有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国家原子能机构、国防科工局、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诸多管理部门。2002年,中国还成立了核电站运行评估和运行经验交流委员会,2007年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成立,负责组织企业相互检查。

在发生事故的非正常状态下,由国家、地方和企业构筑起的三级核事故应急组织负责。“三级应急体系保障了中国核安全的监管能力。到现在为止,我国核电站未发生过一起辐射致死、辐射造成放射病的事例,我国核安全纪录良好。”

纵观核工业的发展,每发生一次重大事故,都推动了核技术和核监管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在挫折中前行的。每一次事故其实都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帮助我们改进技术,完善管理。对于不断提高的核技术和管理的安全性,我们有足够的信心。”邢继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


【行业观察】福岛核事故后看天然铀产业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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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5-19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的9级特大地震和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这是继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以来,核电发展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事故。日本福岛核事故引起的安全危机震慑全球核能产业,对日本经济与核能,乃至世界经济、核能发展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全球天然铀市场供需和产业发展。

福岛核事故对全球核电发展的影响简析

截止到日本地震前,全球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共443个,装机容量3.7亿千瓦左右,核电发电量约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5%;正在建设的核电机组62个(主要集中于中国和俄罗斯),有158座核电站在设计,有324座核电站在办理申请手续;全球核电开发利用已呈现强劲复苏态势。

但是,日本大地震引起的福岛核事故客观上加深了全球公众对核的心理恐慌,再次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核电安全性的忧虑,也给世界各国的核电发展敲响了警钟。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民众对新建和发展核电的支持率已大幅下降,有的国家民众甚至要求关闭所有在运核电站。

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开始重新审视本国的核电安全发展战略。德国目前正在考虑放弃发展核能,美国、法国和瑞士等全球有核国家都已暂停审批新上核电项目,并严格检查本国在运核电站的安全性;世界上没有核电且准备发展核电的国家在决策上已更加慎重。预计今后5年内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全球核电发展将面临减速调整的命运,服务到期的核电站延期运行将更加慎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核电站将被关闭,退役和停运的核电机组将不断增加。

但也应看到,日本福岛核事故会刺激世界各国政府或核电企业下大力气对现有安全标准进行检查,寻找漏洞,对核能技术进行更新升级,进一步提高核电技术应用的安全程度和核安全管理水平,有利于核能作为一种清洁、稳定且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能源健康发展,使其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更加牢固。从长远看,在能源短缺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同时面临环保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压力,在能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世界大多数国家还会规模化发展核电以破解能源短缺难题。

对全球天然铀产业的影响分析

天然铀是核电发展的物质基础,天然铀产业的发展主要靠核电发展来带动。日本福岛核事故可能导致的全球核电发展减速,将给全球正在蓬勃发展的天然铀产业带来较大影响。

1.国际天然铀价格——总体将呈下跌趋势

近年来,世界大规模发展核电的预期是影响天然铀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有利因素。今年2月,大宗商品咨询机构——英国商品研究所(CRU)还预测,由于中国等国家大规模发展核电对天然铀需求的激增,将催生一轮长达十年的天然铀牛市,将铀价推高至创纪录高位。这个大胆的预测,在日本大地震后可能被推翻。

美国三里岛事故和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及当时美国、西欧等经济发展和电力需求下降等原因,使世界核电发展几乎停滞了20年,部分国家还宣布分阶段关闭运行的核电机组,曾使世界天然铀价格低得不可思议,最低时不到10美元/磅U3O8。随着本世纪核电的复苏,2003年后世界天然铀价格不断攀升。2011年2月,国际铀现货价涨至三年来的高点,达73美元/磅U3O8。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之前(2011年3月7日),国际市场上现货铀价为66.50美元/磅U3O8。

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福岛核危机,在给目前全球核电行业踩了一脚“急刹车”的同时,也导致国际铀价开始下跌。2011年3月14日,国际现货铀价跌至60.00美元/磅U3O8(如图所示),每磅下跌6.50美元,跌幅为9.7%;到2011年4月18日为止一直呈下跌趋势,国际现货铀价为57美元/磅U3O8,与日本地震前相比每磅下跌9.5美元,跌幅为14%。国际天然铀期货价在日本核危机的影响下也一度开始下跌,6月到期的期货合约3月14日收报62美元/磅U3O8,3月15日下跌至54美元/磅U3O8,3月16日更是下跌10%至49.25美元/磅U3O8。但4月18日又回到之前水平,为62美元/磅U3O8。

在国际市场上天然铀供需紧张关系将得到缓解和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下,初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铀价总体上还将呈现下跌趋势。

2.铀业公司股票价格——呈现不同程度下跌

由于人们担心日本福岛核事故可能导致核电产业停滞发展,在股市上开始大量抛售铀矿类公司的股票,导致铀矿类上市公司的股价下跌、相关上市公司市值缩水和一批小型铀矿业公司面临倒闭。预计部分铀业公司可能将所属铀矿山进行转让或出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福岛核事故可能对一些铀业公司的业务、运营结果、资产或负债、财务状况或前景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福岛核事故发生一周后,澳大利亚铀矿企业的股票价格大幅跳水,总市值缩水超过15亿澳元。其中,由力拓矿业主要持股的澳大利亚能源资源公司(世界上最大的铀矿开采企业),其股价继3月14日下跌12%之后,股价已触及自2005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另一家铀矿企业——帕拉丁能源公司的股价在3月14日狂跌14%后,继续下跌,已跌至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而其它涉及铀矿开采业务的企业,包括必和必拓在内,其股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英国卡拉哈里矿产公司的股价已经缩水20%以上;另一家在伦敦上市的铀矿公司伯克利资源公司的股价已经下跌40%以上。到目前为止,部分铀业公司的股票价格有所缓慢回升,但都没有涨到日本大地震前的水平,有的还在持续下跌。

3.铀矿企业收购或并购——可能导致一些交易破产

由于日本福岛核事故引起大多数铀业公司股票价格发生了变化,对正在开展的铀矿企业收购或并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能导致一些交易破产。中广核铀业公司率先做出积极反应,对于今年3月初与英国卡拉哈里公司之间签订的、出资7.56亿英镑收购该公司主要股权的协议提出修改,原因是卡拉哈里的股价与公司市值在3月11日本大地震前后发生了下跌与缩水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收购作价。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一号铀业公司也想重新谈判拟对澳大利亚曼特拉矿产资源公司11亿美元的收购。

4. 世界铀生产——新矿山建设或已有矿山扩建不会开展

目前,世界上核电机组铀需求量较大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韩国、德国和中国等国家;天然铀产量较大的国家为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纳米比亚、俄罗斯、尼日尔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福岛核事故前,日本共有54座核电机组在运营,总装机容量为4900万千瓦,每年消耗天然铀约1万吨。2010年日本天然铀需求占全球的12%左右。地震发生后,日本已有11座核电机组关闭。预计在今后5年内,日本国际天然铀采购数量与以往相比会有所减少。德国如果放弃发展核能,那么该国的17个核电机组将停运(总装机容量2050万千瓦,其中有一半左右运行超过30年的机组面临退役)。近几年内还会有一些国家的核电机组面临退役,如美国80%的核电运行机组由于运行期满40年而面临退役或延寿(美国目前总共有104个核电机组在运行,总装机容量为9700万千瓦)。

由于日本核事故的影响,核电站延寿会更加谨慎,一部分机组可能会开始考虑退役。另外,美国能源部现有5.9万吨天然铀当量铀库存,已计划在2011~2015年期间每年向国际市场上抛售960吨以上的天然铀当量库存,换取资金用于国内的铀矿山或铀工厂等核设施退役。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预计近2~3年内,世界主要铀矿业公司将处于观望阶段,不会开展新矿山建设或对已有矿山扩建;但由于各铀业公司签订的长期销售合同占产量的绝大部分,已设定的天然铀生产目标不会下调,对天然铀勘探阶段的投入也不会减少,所以,各铀业公司的利润不可避免地将下滑。5年以后,如果世界核电发展还处于低迷状态,可能会减少勘探投入和大幅度压低产量。

另外,受日本核事故影响,世界各国公众对核环境的安全将更为关注和重视。各国政府对在本国开展铀矿开采企业的监管将更为严厉,各铀矿生产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成本投入将大大增加。

对国内天然铀产业的影响分析

1.天然铀勘探开发的步伐不会放缓,还会加快

我国大陆目前在运核电机组13台,装机容量为1080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8台,装机容量为3097万千瓦,到2015年,在运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以上。按照以前的核电规划,到2020年在运核电站装机容量达到8000万千瓦以上,在建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受日本福岛核事故影响,到2020年在运核电装机容量目标可能会调整。

2015年,4000万千瓦核电机组每年运行需补充天然铀约8000吨,60年全寿期运行需要消耗天然铀地质储量约为60万吨。而我国核电规模肯定还要进一步增长,国内目前探明的天然铀地质储量无法满足核电长期发展需求。实施国内生产、海外开发和国际贸易三条渠道并举的天然铀保障体系是必然的选择。

由于我国的天然铀产业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铀产品由国家专营,再加上目前探明的天然铀储量离国内未来需求还有较大缺口,因此,我国天然铀勘探开发的步伐不会放缓,还会加快。

但是,在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下,我国公众对核安全的忧患意识和环保意识将大大增强,政府部门对核安全和核环境的监管较以往将更加严厉。在铀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环境恢复和污染治理,尤其是热液型铀矿山企业,要以人为本,关爱从事采矿工作的一线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切实做好职工辐射防护和保健工作。上述要求和工作的开展,将会增加国内铀资源开发企业的成本。

2. 海外铀资源贸易和开发——出现有利时机

日本核事故为我国开展国际天然铀贸易带来了机会,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铀价走势,组织专业人员加强研究,抓住时机,通过国际天然铀贸易加大天然铀储备力度。

受日本核事故的影响,国际市场上铀价下跌,全球铀业公司的股票价格缩水、利润下滑甚至出现亏损。同时,由于全球的核电发展步伐将放缓,参与竞争的买家可能会减少。这种国际环境为我国开展海外铀矿资源的收购、并购和购买矿产地提供了有利时机。

推进我国天然铀产业发展的建议

1.立足国内落实更多的经济可采天然铀资源

立足于国内,科学制定铀资源勘查开发规划,加大国内天然铀产业的投资力度。在国家投入的基础上,建议由核电企业出资设立国内铀资源勘查基金。加大科研工作的投入力度,设立重大科技专项,集中国内优势资源,集中攻关,突破一批制约天然铀勘探开发的关键技术。重点开展北方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大基地建设,应用新方法、新技术提高铀成矿预测水平和找矿效果,推进天然铀“探-采-冶”一体化建设,落实更多的经济可采天然铀生产基地。

加强非常规铀资源(如从燃煤电厂粉煤灰与锗尾矿中回收铀、从磷酸盐生产中回收铀、从流经废弃铀矿的水中回收铀等等)的开发利用。尽可能多地获取铀和非铀探矿权,通过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获取经济效益,逐步建立“以铀为主、综合找矿、滚动发展”的联动机制。

加强与掌握铀资源或矿化线索的地矿、石油、煤炭系统及属地化地勘探队伍的合作,通过探矿权转让、控股和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铀资源合作开发。

为了动态利用我国探明铀资源,建议引进或开发铀资源经济性评估模型,将铀资源经济性和变化的外部条件联系起来,将铀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变化与我国铀资源可利用范围联系起来,随时对国内尚未开发利用的铀资源的经济性开展定量描述,为科学开发国内铀资源提供决策依据。

2.积极推进海外铀资源开发基地建设

在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下,预计在今后几年内,国际环境将有利于开展海外铀资源开发。应抓住这个重要机遇期,广泛调研世界产铀国家的铀资源生产及相关铀业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深入研究投资国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做好铀资源经济评价工作,通过参股、控股和购买矿产地等方式适时推进海外铀资源开发基地建设,掌控更多的经济可采铀资源。纳米比亚、尼日尔、马拉维和南非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洲四大老铀矿产地,其中一些铀矿资源可以进一步谈判收购;中非、坦桑尼亚、喀麦隆和博茨瓦纳是非洲新的四大铀矿产地,建议在新一轮海外铀资源开发过程中给予关注。

3.加强铀资源勘探开发中的信息跟踪和分析

开展国外铀资源勘探开发新理论、新技术的调研,大力推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的实施,促进国内铀资源勘探开发技术水平的提高。

及时跟踪掌握国内其他地勘行业铀资源勘查评价动态,为铀资源合作开发提供决策依据。

针对开展海外铀资源开发的需求,持续动态地开展世界上铀生产国家和地区的铀资源量、探明储量和生产现状及世界上铀业公司的天然铀生产和经营状况的跟踪调研,并分析各主要产铀国的铀政策及投资环境;针对各产铀国的具体情况,分析投资风险、投资方式以及融资方式,具体地提出实施海外铀资源开发的方案建议。(文 韩绍阳 白云生 作者单位: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

【行业观察】福岛核事故阴影下的核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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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5-19 

专访清华大学工物系党委书记陈怀璧

4月24日,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清华大学迎来她的百年校庆。在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14位出自清华大学。而1956年10月成立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则更是为我国的核事业培养出了诸多英才。

据统计,55年来,工物系为国家培养毕业生7000多人。他们中既有著名专家学者,有国防战线上的将军,更有一批在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核能等核工业战线上无私奉献、成绩卓越的无名英雄。可以说,清华工物系55年来的发展与我国核事业的进程息息相关。

随着国家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清华大学在核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考?特别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工物系在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方面都有哪些新的措施?带着这些问题,4月13日,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工物系党委书记陈怀璧。

福岛核事故“阴云”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泄漏事故,让全球为之震动。清华工物系作为专门培养我国核领域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否也受到了这次事故的连带影响?

4月13日,当记者走进陈怀璧的办公室时,他正忙着两件事:一是4月26日将举行的清华百年校庆;一是工物系即将开始的招生宣传活动。诚然,对于很多高校来说,每年的本科生招生工作相当重要,但像清华大学工物系这样的名校名系,还怕招不到学生吗?

记者:福岛核事故对你们的招生工作有哪些具体影响?

陈怀璧:福岛核事故会给我们今年的招生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社会上都知道我们系主要培养核领域的人才,所以自然就把我们跟核联系起来了。现在高考学生的志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选择。很多家长之前看好我们工程物理系,是因为日本福岛核事故前中国的核电产业发展形势好。福岛核事故后,很多家长会觉得,我的孩子这么优秀,可以有多种选择,不一定非要选择核行业。

记:工物系为了应对这些负面影响会做哪些努力?

现在招生问题成为我们的头等大事。这不,我们的系主任唐传祥正在准备下周末清华校园开放日上的清华名师讲堂的内容。这个讲堂是面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讲课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家长和学生全面了解工程物理系、消除核恐惧,为工物系招生工作做好公众宣传。这次讲堂的海报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地震、海啸、恐怖袭击……我们将如何应对?我们做老师的和将要来这里做学生的,都关心这些问题。

记:那么中核集团的定向生,是不是就更面临招生难的问题了?

陈:确实如此。定向生与非定向生的区别,就在于将来就业的自由度。非定向生学了这个专业,将来不一定非要到核行业工作。中核定向生只能在中核集团范围内选择毕业后的去向。所以,今年中核定向生的招生难度大一些。

记:清华工物系能够保证15年来每年有60名定向生给中核集团,是不是也很不容易?

陈:清华大学与中核集团先后签署过三次定向生协议,第一次是1996年至2005年,第二次是2006年至2010年,今年4月1日是第三次签约。虽然每次协议都会增加新的合作内容,但定向生培养始终是每次协议的核心。这么多年来,清华的中核定向生保持了每年两个班60个人的规模,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每年清华大学招本科生规模控制得很严,始终是3300人,即使在1999年很多高校开始扩招的情况下,清华始终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在这3300人的“大盘子”里,工物系每年招150个人,每30人一个班,其中两个定向班给中核集团,1个定向班给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样,属于工物系的统招生就只剩下了2个班。工物系自己有6个研究所和1个中心,这些研究所和中心都需要学生,工物系把五分之三的学生定向供给了中核集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留在本系进行硕博培养的学生却成了少数。为此,系里的老师们也很有压力,学校在不久前也有过减少一个中核定向班的想法。

记:但是,今年4月与中核集团签订的协议表明,两个班的规模没有变,这又是为什么呢?

陈:我们曾向学校力陈原因:一个原因是核工业的基础研究及核军工在中核集团;另一个原因是中核集团拥有完整的核工业产业链。核领域人才的培养,要面向核工业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不能局限于个体。学校也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最后还是为中核集团保留了两个定向班的规模。毕竟,当年清华工物系的成立,就是为了开创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科学技术、培养理工结合的新型人才。教学再怎么发展,还是不能离开其最初的宗旨。

核人才培养“思变”

尽管有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但目前我国核工业仍处于大力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核能行业整体发展形势看好,而核人才正是核能行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由于核领域的特殊性,核特有人才不易从社会其他行业引进,不易实现与社会人才资源的共享。因此,加强核特有人才的教育培养,是必然选择。

记:在国家大力发展核电行业、核电人才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很多高校都在扩大核专业的招生规模。您对目前核人才的供需状况怎么看?

陈:整体来看,近几年核人才供求形势都很旺盛。在人才供给方面,部分核专业高校增设了专业、成立了核学院,扩大了招生规模、;部分非核专业高校已申请新设或恢复核专业;国家教育部、工信部、行业协会等部门也开始关注核学科建设,并开展了紧缺专业建设及行业需求分析。在人才需求方面,据有关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需要核专业本科以上人才近2万人。一些能源、电力企业采取定向生、订单式培养、组团招聘、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招揽核人才,连一些学校传统的“冷门”专业如核地质及采矿、反应堆工程、辐射防护等也出现了招生热、就业热的现象。

记:在全国核专业院校热衷扩招的情况下,为什么清华大学工物系坚持每年只招收150名本科生,未来是否有扩大招生规模的可能?

陈:目前,我国共有40所高校培养核专业人才,其中设立本科核类专业的高校有32所,具有研究生培养资质的高校有24所。但同时,我国核特有人才教育培养仍存在一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毕业生培养质量、供需专业结构、毕业生流向、岗位适用性等方面。我认为,在总量适度增长的前提下,核人才培养应该更加注重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是重数量还是重质量、是大而全还是少而精,答案不言自明。

特别是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更为全方位核人才的培养敲响了警钟。福岛核事故的发生让人们对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高度关注。但是,这里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缺核电的专业化人才,我们缺的是核领域的全才和通才。

记:您的意思是,清华工物系培养的核人才相对来讲,比较注重“通”和“全”。工物系通过什么来保证自己培养的人才更“通”、更“全”?

陈:从1996年开始,工物系共设有工程物理和核工程与核技术2个本科专业。研究生教育则有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包括核技术及应用、核燃料循环与材料、核能科学与工程、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等4个二级学科。其中,前3个二级学科全部为教育部重点学科。而清华大学的核科学与技术学科,也是始终保有国内的几个“唯一”的一级学科:唯一一个始终保持全部4个二级学科的单位,唯一一个牵头负责国家重大专项的高校,唯一一个在该学科产生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单位。

同时,在国家2003年和2008年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清华大学的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均在全国位居第一。我想这些教学和师资条件,都有利于工物系培养核全才和核通才。因为学科齐全,整体教学水平在全国稳居鳌头,所以我们可以保证自己的学生接受全国最好的核教育,也能让他们接受最全面的核教育。

记:据了解清华工物系要培养的不仅仅是核电操纵员,更要把目标放在培养研究型复合型人才和在科研管理上能够拔尖的人才上?

陈:我们认为核电操纵员要培养,但不能只培养单纯的操纵员。我们希望我们毕业出来的学生,不仅能操纵核电站,更能在工作之后向科研和管理领域转型,为其未来就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我国“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核电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急需大批高水平技术及管理人才充实核电及核燃料队伍。为此,我们把人才培养模式目标做了相应的调整。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从2004年开始为中核集团举办同位素分离、核化工与核材料方向、核能方向工程硕士班,学生来源于中核集团所属的10多个单位。这些单位中有些单位地处山区,高层次人才非常缺少。工物系送课上门,组织优秀教师去授课,不仅为这些单位培养了复合型高水平人才,更在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中找到了一条核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新思路与新举措

记:与全国其他高校的核专业横向比较,工物系名列前茅,是否在国内基本不存在竞争?

陈:2003年和2008年,在国家的两次学科评估中,工物系在同类学科中排第一名,并且领先第二名很多。但是,我们需要纵向比较,自身加压,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由于从1995年到1999年这几年间,清华工物系学生在核领域的人才就业情况几乎是空白。而在那几年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却有不少进入核领域工作,这就使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在后续跟踪上出现了断档,与其他几所名校相比,这种断档会影响我们后期教学的就业反馈和教学改进。

记:为了适应国家核工业的发展形势,清华工物系是否为此做了一些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上的改进?

陈:工物系从2006年就开始启动了课程体系改革的调研工作,通过对毕业系友、在校学生、系内老师和国内外著名高校及用人单位的大量调研,提出新的课程体系,并从2009年入学的新生开始实施,由此进一步加强了本科生的数理基础和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我们认为,数理基础弱的学生,毕业后更倾向于搞工程应用等比较机械性的工种,而具备了扎实的数理基础,就能在科研方面有更大发展,从而为核工业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

从今年开始,工物系又将开始“能源实验班”的新人才培养模式尝试,这个班将在今年9月开招本科生,实行专门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记:据了解,“能源实验班”更注重国际化、工程训练、导师制和共建与分流等培养方式,这些培养方式对应对福岛危机,培养核工业“全才”和“通才”大有裨益。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陈:在国际化培养方面,清华将在能源领域与世界其他诸如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等一流大学、诸如美国费米实验室等科研机构、诸如阿海珐公司等大型企业建立密切联系,为学生提供海外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拓宽国际视野、提高交流能力。

工程训练方面,实验班的学生将接受国内知名能源领域专家提供的工程设计和管理方面的训练。工物系会与国内外大型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各种层次的工程训练机会。

实验班的每一名学生都将有一位清华教授担任导师,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以攻读清华经管学院双学位,这将使核专业人才能够具备经济学的理论功底和分析方法,成为真正的复合型人才。这个班的部分学生还将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愿望,选择能源领域不同的专业方向,分流到热能系、电机系、水利系等相关专业,为其专业选择和个性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记:“能源实验班”是否对中核定向生开放?

陈:不论是2009年的课程改革,还是今年提出的实验班计划,都同等向定向生开放。中核两个定向班的60名同学,将选取优秀的前30名,进行国际化培养,这必将提高中核定向生同学的专业学习积极性。(文 杨金凤)


【管理】“患难之交”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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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5-19 

中核集团与清华大学合作培养定向生纪实

4月1日,中核集团与清华大学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并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人才培养基地”揭牌。这标志着中核集团与清华大学的定向生培养合作在历经15年的风雨考验后,将深入合作下去。

自1996年中核集团与清华大学签订联合培养定向生协议始,双方就开启了“为国防科技工业单位定向培养本科以上骨干人才”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15年来,中核集团与清华大学通过定向生培养合作成为了“患难之交”。15年来,清华大学培养的定向生不仅为中核集团输送了骨干人才,还有一部分毕业生被分配到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科院等单位的核专业岗位工作。患难之交结下的硕果,不仅仅惠泽了中核集团,也惠及了全国的核工业体系。

15年来,这种定向生培养模式经历了怎样的完善和发展?期间取得了哪些成绩?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努力,保证了核工业困难时期定向生到核领域工作履约?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为中核集团孕育定向生15年的“黄埔军校”——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采访了系党委书记陈怀璧和党委副书记周明胜。

历史性的重要决定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曾经这样评价清华定向生培养作出的贡献:在目前核电发展良好的形势下,各高校愿意积极培养核人才是很自然的,但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核事业整体处于困难和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清华大学提出并实践定向生培养模式,做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的工作,是非常有远见,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我国核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才断档之下逼出的对策

相比于如今清华毕业生愿意投身核领域的火爆景象,15年前的核工业招收清华毕业生的情况,可谓门可罗雀。陈怀璧告诉记者,近两三年来,清华大学的非工程物理系毕业生,每年就有100多人投身核行业,在15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陈怀璧谈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核事业单位大多地处偏远,核科技人才待遇长期偏低,再加上核科技专业艰深狭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核事业单位普遍面临骨干人才青黄不接、流失严重的局面。

据统计,从1995年到1999年的五年时间里,核工业总公司地处中西部的几十个核科研单位没有招到一名清华毕业生 ,地处上海等东部地区的5个核科研院所只招到2名,作为我国最大的原子能研究基地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那几年也只招到4名清华毕业生。

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科研单位出现人才断档现象,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朱镕基总理曾为此专门做了批示,督请教育部和国防科工委解决此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中核总与清华大学经过了认真调研和反复思考,共同商讨后,创造性地提出“为国防核科技工业单位定向培养本科以上骨干人才”的定向培养人才模式。

创造性模式取得丰硕成果

于是,双方在1996年签订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定向生协议书》,2005年双方又续签了五年协议。按照当时的协议,清华大学工物系自1996年起,每年招收定向生60人,对口向核工业输送。迄今为止,清华已经累计招收核工业定向生915人。

陈怀璧认为,核工业定向生的培养模式为国防核事业单位稳定批量地培养输送了人才,扭转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少有清华毕业生去这些单位的局面。

已经毕业的1996级到2006级的11届中核定向生,共662人,履约工作的占到85%,就业单位遍布我国14个省市、33个核事业单位。

工物系从2000年开始有核工业定向生毕业,其中的大部分人还是经过读研深造后才正式走上工作岗位的。后续的跟踪调研表明,定向生虽然大部分还非常年轻,到单位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在各自岗位上展露头角,成为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骨干。各用人单位也对定向生的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

艰难的摸索和成功的尝试

曾经的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说:“办学的成绩首先要看是否面向需求培养了优良的人才,清华工物系的定向生培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的一条满足国家人才急需的有效途径,是工物系放的一颗‘大卫星’。”

  定向生培养,对当时的清华大学来讲,还是个新兴事物,没有规范可循。工物系不得不会同学校教务处、研究生院、就业中心等各个部门,专门制定定向生管理的各项规范措施,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形成了20多种管理规范,顺利保证了定向生的培养和履约。

为保证定向生培养成功和顺利履约,工物系的领导和老师们可谓煞费苦心。正如陈怀璧所说,也许当初制定的一些措施有不人性化之处,但那也是为了保证定向生能够大部分输送到核工业领域去,同时,随着核工业就业形势的好转和定向生培养模式的逐渐完善,定向生履约已经不是问题。

招生——特殊生源

首先是在招生阶段,清华每年会同中核集团共同讨论确定,以核工业单位较为集中的省份作为定向生的生源省份。在招生过程中,偏向招收家庭贫困、有志于国防科研事业、成绩拔尖的学生,以进一步保证生源。

周明胜说,从分数上看,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定向生(中核定向生)与工物系其他专业学生高考成绩大体相当,甚至高于非定向专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工物系2009年招收的中核定向生谌阳平就是山西省的高考状元。同时,与清华大学其他普通专业相比,中核定向生中农村生源比例要高得多,农村出身的学生更能吃苦耐劳,这样有利于学生毕业后到核工业履约。

入学——联合迎新

每届定向生入学之际,清华大学与中核集团都要举行联合迎新会。会上中核集团的相关领导会介绍集团的战略地位、产业布局、工程项目和发展前景,并详细介绍定向单位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为的就是能够缩小定向生与中核集团的距离,提高他们对核工业的认可度。

在新生的管理上,工物系选拔少部分品学兼优的定向生留在学校读博,当定向班的辅导员。周明胜认为,这些辅导员不仅能力强、热情高、责任心强,而且熟悉定向生政策,有利于定向生的思想稳定,可以当好他们在专业选择和就业道路上的引路人。

实习——对口渗透

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中核集团各单位每年暑期都会接纳定向生进行生产学习,学生也由此感受到定向单位对人才的渴望和重视,与单位建立了感情基础。在周明胜看来,生产实习是一个非常好的供需见面会,对定向生培养来讲尤为重要。学生可以在生产实习过程中了解各个科研单位的情况,明确个人的专业特长及志向是否与之匹配,实习后,学校还会将各个单位的情况进行整理、汇总和共享,这些来自学生方面的感受和经历往往比官方的介绍更有说服力,不仅避免了定向生择业中的盲目性,而且对其履约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毕业读研——预分配

由于中核定向生入学时签订的培养协议只提及本科毕业后需要到中核集团工作,而清华大学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本科学习结束后会选择读研,读研和定向生协议有冲突。为此,工物系创造性地提出了“预分配”办法,即单位同意资助定向生继续攻读研究生;定向生同意研究生毕业后再到单位报到,并且想读研的定向生需通过由定向单位和清华大学共同举行的资格面试。

随着培养模式的不断深入探索,定向生培养的工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近年来,中核定向生中获得奖学金的人数和获奖金额有明显上升。这些成绩表明15年来,定向生的培养在不断进步,也昭示着清华为国家核事业培养的人才质量越来越高。

陈怀璧在采访结束时强调,4月1日与中核集团签订的深化合作协议中明确提出,未来中核集团的定向生培养要进一步“拓宽国际视野,夯实数理基础,加强工程实践教育”。可以预期,中核集团与清华大学的定向生培养合作模式将走得更远,培养出的核专业人才将会为我国的核事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文 杨金凤)


【人文】“两弹一星”科技英才群体的“五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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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5-19 

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后,“两弹一星”科技英才的风采唤起了亿万观众久存心底的民族精神。笔者在感动之余,更多地想从人才学的角度审视23位“两弹一星”科技英才群体。透过他们的成长足迹和成功业绩发现,他们身上有着诸多极其鲜明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五同”,即同愿同求、同乡同里、同宗同源、同校同业和同师同门。

同愿同求

“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大多出生、求学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民国时期,面对多灾多难、战火不断、内忧外患的祖国,自觉产生了共同的心愿和共同的追求,即对科学救国和科学强国梦想的追寻。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愿求,他们不惜离别亲人,远涉重洋,留学欧美。而当他们获得科学知识和学位之后,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待遇,甚至突破重重阻挠和艰险,成群结队,回归祖国,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乐章。面对新中国的召唤,钱学森在遭遇美国政府百般阻挠、精神折磨和坐牢胁迫时,以“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表明心迹,携妻带子,义无反顾,回归桑梓;面对新中国的召唤,朱光亚牵头起草并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发出了“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的赤子心声,感召了数千海外学子回国效力;面对新中国的召唤,陈能宽高呼“回祖国去,我们不能做无本之木”;郭永怀则焚烧珍贵的科学手稿,决计回归,让时在美国的梅贻琦、胡适和赵元任等前辈感叹不已。

而当他们历经风雨沧桑步入晚年,谈及当初的回国,却无怨无悔,彰显赤子情怀,尤为感人。光学专家王大珩在谈到“庚款留学”时,仍激愤地说:“我们这批人留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今后再也不受这些强盗的欺负,就是为了今后再也不必白白付给他们这种血泪钱!”于是,他宁可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也要学习祖国急需的技术。而获得双博士学位和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头衔并被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推崇的核物理学家彭桓武,面对记者提出“当年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问题时,一向幽默、风趣的他表现出少有的激动:“我没有理由回答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换一种问法,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回到自己的祖国,并为她的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呢?我有责任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来关心她、建设她,使她强盛起来,不再受人欺负。所以,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话语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像王淦昌这样才华横溢、享誉世界、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回国之后,为了祖国的需要,不惜隐姓埋名,花甲之年甘愿以身许国,积极投身于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实践,来到了大漠边关和雪域高原,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用自己的智慧、艰辛和赤诚谱写了一曲爱国者无私奉献之歌,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大国长剑,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安全保证。

同乡同里

“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在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吴越文化区,有的甚至一个地级市就有好几位科技英才,同乡同里特征非常明显。

如果说同愿同求是“两弹一星”科技英才群体的精神特征,那么同乡同里就是这一群体的地域人文特征。“两弹一星”23位科技英才,江苏籍6人、浙江籍6人、安徽籍3人、湖南籍2人、湖北籍2人、河北、辽宁、山东、云南籍各1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在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吴越文化区(依托于长江三角洲与杭州湾沿岸,包括今苏南、浙江省及安徽省长江以南部分)。这些科学大师同乡同里现象的出现主要由于三个方面:

一是得益于自然环境之利。以 “两弹一星” 江浙皖科技英才出生地吴越地区为例,这里土地丰腴,雨水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润爽,四季分明,甚至冬季温暖,非常适宜植物和人类生长居住。那星罗棋布的湖泊和密如蛛网的河渠所孕育的鱼蟹虾蚌,对于性喜食鱼和蔬菜的江南人而言,非常有利于智力发育和营养。还有穿越江南的京杭运河、奔流入海的长江和钱塘江、依傍东海的港湾,为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有江南秀丽的山水培养了人的灵性,而长江天堑阻断了许多历史上的北方战乱,给人以安全感。

二是得益于经济条件之利。吴越之地,古时就有重商传统,经济发达。北宋末年,随着中国文化的中心从开封、洛阳的东西向轴心向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转移,吴越之地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这些科技英才的父辈生长于吴越之地,绝大多数受到过良好的教育(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王大珩的父亲甚至有留学日美的经历),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因而家庭经济比较殷实,为这些科技英才早年的智力开发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三是得益于地域文化之利。王国维在《康有为传》中曾指出:“文明弱之国人物少,文明盛之国人物多。”同样,如此多的科技英才集中于江南地区,这与吴越文化繁盛自然有着内在联系。据史料记载,魏晋、隋唐和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断,知识分子逐渐流向江南,为吴越之地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南宋迁都杭州以后,大批文人一次又一次南渡,吴越之地成了全国的文化中心。自隋唐开创科举后的1300余年中,全国共出文状元596名,吴地仅苏州就有45名,占总数的7.55%。清朝一代,全国文状元112名,苏州有25名,占总数的23.3%。而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制度与吴越文化相互交融,使得这些“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在青少年时期就接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新式教育,对他们日后的学习和研究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

同宗同源

史料记载,魏晋、隋唐和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断,知识分子逐渐流向江南,为吴越之地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南宋迁都杭州以后,大批文人一次又一次南渡,吴越之地成了全国的文化中心。自隋唐开创科举后的1300余年中,全国共出文状元596名,吴地仅苏州就有45名,占总数的7.55%。清朝一代,全国文状元112名,苏州有25名,占总数的23.3%。而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制度与吴越文化相互交融,使得这些“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在青少年时期就接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新式教育,对他们日后的学习和研究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

作为导弹、原子弹、卫星方面的领军人才,钱学森、钱三强、钱骥既是同乡同里,又是同宗同源,他们都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国君钱镠的后嗣。

如果说同乡同里是“两弹一星”科技英才群体一个重要的地域特征,那么同宗同源则是这一特征的深化。据《钱氏家乘》等史料记载,钱镠一生治国安邦,开垦桑园,兴修水利,开凿钱塘江海塘,将两浙十三州建成了五代十国中最富庶的王国。

据研究钱氏家族的学者考证,自钱王开始,钱氏家族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进士出身钱门,现代和当代亦有诸如钱均夫、钱穆、钱玄同、钱基博、钱其琛、钱正英、钱伟长、钱锺书、钱复、钱学榘、钱永健等众多政治家、科学家、学者出自钱氏家族。尤其是他们中的杰出父子档、叔侄档成为人才学奇观。故有人把现代和当代钱家“人才谱”概括为:“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钱镠的后裔仅在“两弹一星”科技英才群体中就占有三席,且为三个方面的领军人才,创造了中国豪门家族的奇迹。探其奥秘,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归根到底,最主要的因素,用钱文忠的话说是“基因”在起作用。儒家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念,钱镠皆身体力行,成后世榜样,这在“三钱”身上有集中体现:

一是爱国情操一脉相承。钱镠为吴越王时,正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战乱频生,他采取保境安民政策,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佛重教,使吴越国在十国中“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杭州也由三等小城变为大都会,被称为“东南第一州”。联系钱学森、钱三强、钱骥当年的爱国情操和壮举,显然也是受到钱氏家族先人的教导和影响,因而钱伟长先生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

二是好学精神一脉相承。据史料记载,钱镠出身寒微,家中无钱,少年辍学,以武起家。但他资质过人,勤奋好学,不但熟读春秋,而且兼习武经。他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好学的榜样,并以“读经传则根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等训言告诫子孙后代。

应该说钱氏家族历朝历代人才辈出与此好学精神的传承不无关联,及至钱学森、钱三强、钱骥更是如此。虽然他们天赋极高,但依然勤奋好学,且多才多艺。钱学森自幼学习就很勤奋,每天按时起床,上午跟母亲背唐诗,下午画画或练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上大学时,面对课程多、重考试分数这些特点,钱学森更加勤奋好学,熟读强记,刻苦用功,门门功课优秀。如一册《分析化学》,他竟能一字不落从头背到尾,让师生们惊叹不已。留学美国,那数千页手稿,一串串英文清秀流畅,一个个数学公式推导工整严密,一幅幅图表规范整洁,一行行数据排列整齐,凝聚着他辛勤繁杂、严密细致的劳动,足可见他严肃认真、勤奋不止的好学精神。也正因为钱学森如此好学不倦,因而,他25岁获得了硕士学位,28岁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创立“卡门—钱公式”,36岁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终生教授,后成为“两弹一星”科技帅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是修齐理念一脉相承。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这一直是中国古代帝王和士大夫人生目标和准则。如在“修身”方面,家训提出“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故有钱学森、钱三强、钱骥以国家利益为重,呕心沥血,投身于“两弹一星”研制。而在“齐家”方面,家训提出“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而且与现代遗传科学非常吻合。钱学森、钱三强两位大师各自的母亲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及至钱学森夫人蒋英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也都出身名门,而且才貌超群。钱学森的父亲感慨地说:这“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

同校同业

曾就读、就职于清华大学的“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共14人,约占总数的61%。从14位科技英才在清华大学所学和所从事的专业看,他们几乎都是物理学专业,只是侧重有所不同。

同校同业是“两弹一星”科技英才群体的重要特征。23位科技英才,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的7位,西南联大的4位,北京大学的2位,交通大学的4位,40年代的中央大学2位,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30年代的天津北洋大学、40年代的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前苏联莫斯科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各1位。

据史料记载,西南联大理学院主要是以原清华大学理学院为基础的,而钱学森留学美国之前曾跟清华大学王助和王士卓教授学习现代航空科技理论和技术知识一年;郭永怀留学美加之前,在西南联大跟随清华教授周培源攻读研究生,再加上毕业于上海交大后任联大电机系助教的杨嘉墀,如此算来,就读、就职于清华大学的“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共计14人,约占总数的61%。他们几乎都是物理学专业,只是侧重有所不同,有核物理、气象物理、实验物理、理论物理、航空、机械、光学、电子学等。他们后来留学欧美,也是沿着上述专业方向深造的。这些专业都是“两弹一星”的主干专业,而且人才专业结构非常合理,形成了以钱学森为帅才的导弹专业人才方阵、以钱三强为帅才的原子弹专业人才方阵和以赵九章为帅才的卫星专业人才方阵。

那么昔日的清华大学理学院或物理系何以能以一院或一系之力培养出如此多的“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呢?笔者研究认为,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名师荟萃,群星灿烂。清华大学在抗战之前,仅物理系就集中了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任之恭、赵忠尧、萨本栋、顾毓琇、庄前鼎、刘仙洲等一批师从于世界大师的海归学者。他们齐心协力,集聚育才。二是名校文化,底蕴深厚。正如清华大学老校歌唱的那样:“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既是清华的办学特色,又是她的文化底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清华大学秉持“三通——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的办学方针。正是由于名师传承和文化浸染,清华不但成了“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当年向往的圣地,而且也成了培养和造就他们的摇蓝。

同师同门

清华大学14位“两弹一星”科技英才几乎全都受益于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同师同门特征尤为典型。而“两弹一星”科技英才留学欧美时的同师同门现象也非常突出,值得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物理学界曾出现了两大学派,一派是以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一派是以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为首的哥廷根学派。这两派对20世纪物理学界影响很大。“两弹一星”科技英才中的许多科学家都归属于这两个学派,而以哥廷根学派影响最为显著。这里以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大师马克思•玻恩和空气动力大师冯•卡门为例,他们都是哥廷根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大师,从而为研制“两弹一星”提供了人才准备。

马克思•玻恩是量子力学理论奠基人之一。他谦逊随和,待人诚恳,虽博学多才,但从不居功自傲。我国的彭桓武、程开甲、黄昆、杨立铭院士,都是马克思•玻恩的门徒。马克思•玻恩对祖国一往情深,挚爱一生。他的这些优秀品格和高尚情操对彭桓武、程开甲影响极深。为了祖国的核事业,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彭桓武临危受命,隐姓埋名,呕心沥血,领导并参加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科学原理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与彭桓武一样,程开甲不计得失,隐姓埋名,从事核武研制,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系统的核爆炸理论。晚年,谈及当初回国,他感慨地说:“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同样,冯•卡门也是哥廷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傅承义等都出自冯•卡门的门下,其中尤以钱学森、郭永怀最为杰出,深得冯•卡门的赏识和真传,并把哥廷根学派的学术民主和科学精神等学风引向“两弹一星”研制。

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他们十分重视讨论班式的学术活动,不以专家自居,充分发扬民主,与年轻的科学家一起相互交流,活跃思想,开拓视野,激发灵感,集中群体智慧,突破高超声速领域多个科研瓶颈,取得一次又一次成功,并培养出一批科技人才。如今,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带徒时,仍然把导师的这种科学精神和民主学风作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传承给自己的学生。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受传统封建专制思想意识和文化影响至深的国度,科学的发展,必须以民主的学风来促进。(文 马建光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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