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工业2011年第七期

来源: 作者: 时间: 2011-08-20

【本刊专稿】孙勤:全面准确把握讲话精神 扎实推进集团工作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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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8-18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气势豪迈,具有鲜明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是新形势下指导我们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件,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学习之后,让人心潮澎湃、感受至深。讲话中的许多理论观点、精辟论述还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深刻理解、狠抓落实。

通过学习,我认为有“三个有机统一”需要特别注意领会。

一是认识危机与坚定信心的有机统一。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毫不避讳,指出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并第一次提出了党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大危险”。这些表述体现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满了危机意识,使广大党员干部对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总书记要求我们坚定信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的就是要把危机意识和坚定信心统一起来,既让大家看到不足同时又要坚定信心。

危机促人警醒,信心促人前行。同样,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集团公司面临的困难和危机,树立起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正确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日本福岛核事故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集团公司通过“十一五”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发展也面临着很好的机遇。但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因为离“做强”“做优”的目标还有差距。所以我们应当有这种危机意识,同时也要树立坚定的信念,要结合集团实际情况找到一条符合我们自己的路子,迎难而上,为实现集团公司保经济增长、保安全高效、保稳定和谐的目标努力奋斗。

二是突出群众地位与坚持用人导向的有机统一。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我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切实加强群众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密切联系群众、做好新时期工作提出了两个“最高”要求,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同时,他指出“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标准选人用人,为那些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人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在用人导向上,要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在用人对象上,要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在用人方法上,要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认真落实好总书记关于人才的标准,进一步提高我们选人用人的水平,提高广大干部的公仆意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三是实现改革与稳定的有机统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我们要深刻理解,牢记在心。当前我们集团公司的改革调整任务很重,同时由于历史遗留等问题的影响,在一些单位也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这需要我们立足于化解消极因素和调动积极因素这两个方面,将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稳定程度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稳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向着“十二五”发展目标奋勇前进。

结合当前的工作任务,现在对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提几点要求。

一是认真学习原文,把握“三个明确”,全面系统认识讲话的重要意义。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我们要原原本本地学习,融会贯通地理解,尤其是要明确带有结点性、总结性的论述。要做到三个明确:明确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我们党9 0年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党团结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从而坚定信念;明确总书记在讲话中总结了90年党和人民创造的宝贵经验,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党在不懈奋斗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从而坚定方向;明确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任务,我们要更加清醒地认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始终保持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从而不懈奋斗。

二是突出重点内容,把握“三个加深”,深刻领会讲话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要求。根据中央的要求,在学习中要在“三个加深”上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即:加深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加深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目标任务的认识;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的认识。切实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纲领、经验的理解和把握,为推进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稳定打下更加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同时,我们还要通过学习进行归纳总结,把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词语提炼出来,这样对于我们深刻领悟精神实质有很大的帮助。比如,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的“三件大事”、“三个转变”,面临的“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加强党建的“五个坚持”等内容。还有一些经典语言,如“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等,浅显易懂、朴实无华,发人深省,值得消化吸收。

三是围绕中心工作,注重“三个结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落实的动力。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关键在落实,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科学发展思路,转化为正确政策措施,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能力。首先,要紧密结合实现集团公司“十二五”发展目标任务和本单位本部门中心工作。进一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确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牢牢把握集团公司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明确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流程再造的重大意义,为实现“十二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紧密结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从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入手,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第三,要紧密结合创先争优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把讲话中的最新理论成果运用到创先争优活动之中,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企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建设一流队伍中走在前、作表率。要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作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契机,着力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一种习惯,着力丰富和深化学习内容,着力培养良好的学风,不断提升学习效果和质量。

【本刊专稿】穆占英:提高企业党建科学化水平 推动集团公司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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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8-18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是一次把握规律、把握未来的理论学习,也是一次坚定信仰、坚定方向的党性教育。在这里,我谈一点初步的学习体会和对提高企业党建科学化水平的思考。

深刻认识“七一”讲话的重大意义

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纲领性文献。通过学习,我们要更加增强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加自觉地抓好企业党的建设,发挥好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更加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企业和谐。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把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不断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切实提高企业党建科学化水平

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这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根本指针。我们要结合企业实际,着眼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把讲话提出的任务落到实处。

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以理想信念教育、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教育、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反腐倡廉教育为重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高举旗帜、坚定信念、践行宗旨。要大力营造和形成“重视学习、崇尚学习,善于学习、坚持学习”的浓厚氛围,牢固确立党组织全员学习、党员终身学习的理念,使党员的学习能力不断提升、知识素养持续提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二是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秀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要坚持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要高度重视培养造就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坚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安排、引导广大年轻干部自觉到艰苦企业、复杂环境、关键岗位砥砺品质、锤炼作风、增长才干。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全面落实人才发展规划,推进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与职工群众的紧密联系。在企业,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干部不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都要当好人民的公仆,利用好手中的权力,为职工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真正把立党为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要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在领导机关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掌握第一手资料,向职工问计问策。调查研究中,既要善于总结职工的经验和创造,也要善于发现问题触及矛盾,不断推进和深化各项工作的落实。要改变坐机关、发指示的习惯,抽出时间深入实际、深入职工解决具体问题,实实在在抓一些所谓的“小事”,绝不能干劳民伤财、违反职工意愿的事。

四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要严格执行领导人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等规定,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规范领导人员从业行为。要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带动反腐倡廉建设整体推进。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企业和职工群众谋利益,自觉接受职工群众对权力行使情况的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始终做到“勤政立业,廉政立身”,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五是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积极稳妥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将党的政治优势与现代企业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中加强民主集中制。符合条件、具备素质要求的公司党委书记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并担任董事长。监事会负责人、总经理可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实行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并在决策表决前广泛听取意见,特别是党委、职能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经理层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在执行董事会决议和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广泛听取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职工群众的意见,把经理负责制和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结合起来。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决策及执行过程依法进行有效监督。与此相适应,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议事规则,明确各自职责、权限与工作程序,保证民主集中制有章可循。

站在集团公司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只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胡锦涛同志讲话精神,必将会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审视和分析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发展前景,必将会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更加科学地谋划集团的发展大计,必将会以党建工作的新成绩推动集团的改革发展,创造集团全体职工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明天。

【行业观察】由核事故看核与辐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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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8-18 

日本福岛核事故引起全球对核安全的再次关注。进而,此前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三里岛核事故等一些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正常情况下,核能链辐射引起的危害远小于煤电链,是各种能源链中最小的。但许多事实表明,社会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观点,事故(事件)的发生依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事实上,福岛核事故排放的碘-131、铯-137等核素对我国的影响,即使在高峰时,其等效浓度远低于我国空气中存在的、主要因燃煤产生的钋-210、铅-210等的浓度,但却引发了我国许多地方抢购食盐。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死亡人数为30人(其中辐射致死28人),但“切尔诺贝利事故导致7000人死亡”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甚至出现在高校教科书中。

1999年9月30日,日本JCO公司铀转化设施发生一起临界事故。临界事故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小的,但却引发了我国卫生系统、环保系统和核工业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监测设施进行监测。

2009年6月7日,河南杞县利民辐射厂发生卡源事件。放射源被卡住对环境的影响与该源正常辐照货物时相同,其影响是很小的,但这一事件竟引起周围数万人逃亡。

历史已经证明,核电站及其燃料循环、核与辐射技术应用产业是安全的、环境友好的产业。如果不及时确定、分析和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对核和辐射产生安全性的误解,则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严重妨碍核电的发展,进而影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环境污染问题。

核与辐射事故引起社会问题的内外部因素

对核与辐射产业危险看法上的差异,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引起的。

——内部因素

核产业长期封闭性造成的影响。我国核产业长期的封闭性是形成核与辐射强烈社会反应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核产业的封闭性不仅表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参加相关国际组织举办的国际活动,不与欧美和亚洲的日本、韩国等有核国家就核产业的发展进行交流,即便是关于核与辐射安全的技术问题也如此。而且在国内,也只有产业内部的交往、交流,而尽量避免与外界、与社会的接触,不论是传媒或是公众。在这样的封闭性环境中,与公众和传媒沟通不充分、不到位,以及核与辐射科普知识的普及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公众对核与辐射安全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差,其结果必然是放射性不断被神秘化,公众中恐核的情绪进一步加深,公众和社会对核产业安全的信任度不仅得不到加强反而在无形中被弱化了。于是,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即便还不构成核或辐射事故,甚至不构成事件,就可能造成公众的过激反应。

若干核安全与辐射防护理念在理解和应用中的偏差。某些重要的核安全和辐射防护理念(包括原理)如果不能准确地被理解并在应用中正确地加以把握,也有可能导致公众对核与辐射安全的担忧。

不准确地理解“线性无阈的假设”。为了安全和防护的目的,从评价的目的出发,国际辐射防护界做出随机效应线性无阈假设,即发生概率随剂量升高而增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际、国内相关辐射安全标准反复强调,上述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获得可以明确证明该假设的生物学/流行病资料。由于小剂量照射下健康效应的这种不确定性,理论上的危险度和实际发生的危险度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然而,恰恰是对这一理念理解的偏差,成为导致公众对核与辐射安全的担忧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每个人每年接受的天然辐射照射剂量平均是2.4毫希沃特,一个百万人的城市,公众每年接受的总剂量是2.4千希沃特。如果硬要按上述理论估算每年死亡的总人数,就会得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数字——百万人城市每年因天然本底照射而死亡的人数为120人。问题还不仅是于此,人们还从自身对癌症和遗传效应的恐惧,只愿意相信辐射致癌的危险,而不愿意去考虑辐射增加致癌危险是很小的事实。因此,公众对辐射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

混淆核安全与辐射安全、核设施与辐射设施及放射性实验室的差别,把核设施、辐射设施和放射性实验室,核安全与辐射安全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渲染辐射设施的危险、夸大核安全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核设施是指需要考虑临界安全(核安全)问题的规模生产、加工、使用、操作或贮存易裂变材料的设施,它包括核元件生产厂、铀浓缩厂、研究堆(含次临界和临界装置)、核动力工厂、乏燃料贮存设施和后处理厂。辐射设施是指需要考虑辐射安全问题的规模生产、加工、使用操作或贮存放射性物质的设施以及产生强辐射的设施,如辐照装置、放射性同位素生产设施等。通常核设施既有核安全也有辐射安全问题,而辐射设施则只存在辐射安全问题而没有核安全问题。也就是说,辐射设施不存在链式反应的可能性,因而也不存在相应的危险。从科学技术上说,核设施是不包括辐射设施的。此外,在反应堆关闭并转移所有乏燃料后,原设施就不再是核设施了。

——外部因素

混淆核武器爆炸和核事故的界限,错误地把核事故与核武器爆炸联系在一起。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是无人不晓的,人们把这种对核武器的恐惧心理延伸到核电站。实际上,核电站是不可能产生核爆炸的。核电站是可控的核反应,即使在严重的事故情况下也只可能产生功率的脉动。核爆炸是需要在精心设计的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在反应堆启动过程中严重违规而产生功率脉动,引发石墨燃烧,石墨晶格释放大量能量,引发爆炸和燃烧。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厂房爆炸是氢气爆炸。

过分喧染核事故的影响。过分喧染核事故,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是引发重大社会反应的另一主要外部因素。

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核事故。作为联合国唯一的研究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影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分析,其在2008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描述主要是:在134名急性放射病患者中,到2006年已有19人死亡,其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一般均与辐射照射无关。在几十万应急工作人员和恢复工作人员中,除受到较高剂量人群中,观察到白血病和白内障发生率有增加迹象外,没有发现可归因于辐射照射的健康效应。在事故发生时的儿童和育儿中,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受污染较严重的4个地区中,观察到了甲状腺癌的增加,但到2005年为止,仅有15人死亡。对于考虑剂量相对较小和其所受剂量与天然本底辐射差不多的全体居民,虽然已有基于模式预测固体癌症发生率增加的报道,但委员会决定由于预测的不确定度,不采用模式估算受到低剂量照射的人群的效应的绝对数。

此外还有“没有观察到对特种种群或生态系统的持续严重影响”的结论。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虽然是有限的,但事故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是广泛存在的,这主要是惧怕辐射。由于苏联没能及时报道这场核事故,更导致出现了很多谣言和推测。切尔诺贝利事故引起辐射急性死亡为28人,慢性效应也很小,但却常常在报刊上出现“死亡7000人”的报道。最近,一些报刊上又出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约4000人死亡的报道。

核与辐射产业是安全的、环境友好的产业

我国核工业、核电站及其燃料循环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核电站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但是由于社会对其安全极为重视,对核与辐射安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高的安全目标,采取了很严格的监管措施,其固有安全性得到不断的提升,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安全纪录。

核能链对工作人员和环境的危害远小于煤电链。针对核能链和煤电链对工作人员和环境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公众健康的非辐射的危害,煤电链为核能链的18倍;对辐射的危害,煤电链为核能链的50倍。煤中含有铀、钍、镭-226、钋-210等天然放射核素,一般过滤设施对210Po的过滤效率均很低,而核设施特别是核电站虽然其包容的放射性活度远高于燃煤电站,但由于采取了严格的多层屏障,其排出的放射性活度产生的剂量远低于燃煤电站。另一方面,由于煤渣中放射性活度含量高于其他天然建材等材料,居住在含煤渣建材住房中的居民所受剂量明显偏高。这一点通常被忽略。对工作人员健康的影响,煤电链工作人员所受辐射剂量比核能链高10倍,这主要是由于煤矿工人所受氡的照射较高且人数众多引起的。核电站包容放射性活度虽然极高,但由于采取了足够的屏敝和多重包容以及严格的管理措施,工作人员所受剂量均远低于剂量限值,年平均剂量约等于天然本底辐射的50%。急性事故死亡率煤电链为核能链的60倍。对环境的影响,核能链通常不可察觉,煤电链则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除了造成酸雨和微尘的污染外,还引起地面的大面积塌陷。

从安全上看,核电站与其他电站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核电站包容大量的放射性核素以及其核反应需要可靠的控制。

核能链是排放温室气体最小的能源链。国外对各种能源链排放温室气体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各种能源中,核能链排放温室气体最小,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最大。可再生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小,但其变化范围较大。

上世纪末我国煤电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约为1300g等效CO2(kWeah)-1,与国外相比,我国排放系数显然是偏高的。最近10年,我国燃煤电厂技术有较大提高,预计排放系数会有较大下降。我国核能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约为13.7g等效CO2(kWeah)-1。该核能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估算值是由我国秦山核电站及相应燃料链估算的。秦山核电站属于小型核电站,现在正在建设的核电站,基本上都是大型核电站,其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应低于上述数值。

核与辐射产业中辐射引起的危害是极小的。辐射引起的损伤可分急性损伤和远期效应。急性损伤是指人可以感觉并用近代检查手段可以发现的损伤。

据统计,1966年到1986年核设施事故较高,主要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引起的,扣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引起的死亡和急性损伤,则死亡人数和急性损伤均为6人。总的来看,核设施的核事故和辐射事故均呈下降趋势。最近20年全世界核设施引起的核事故死亡3人,急性损伤1人,辐射事故未引起人员死亡,急性损伤1人。我国核设施至今没有发生引起人员伤亡和急性损伤的事故。需要指出的是,核设施因辐射引起的人员死亡和急性损伤均系工作人员。

辐射的远期效应是指癌症和遗传效应。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研究结果是:事故后参加恢复行动的人员(约40万人)未发现癌症发生率增加。我国和世界核工业从业人员除早期地下铀矿开采外,均未发现癌症发生率增加。从事地下铀矿开采的工作人员可察觉肺癌发病率增加(放射性氡及其子体引起的),但与其他一些有色金属矿山相比,如云南锡矿,其发病率是较低的。总之,对从事核工业的工作人员,除从事地下铀矿开采的工作人员外,尚未发现癌症发生率增加。对辐射遗传效应,尽管理论分析和动物实验结果表明存在遗传效应,但最大的辐射受照群体——日本长崎和广岛幸存者的流行病调查也没发现遗传疾病增加。

有核国家高度重视核与辐射产业的安全与环境保护

核与辐射产业始终保持良好的核安全与环境友好纪录,是社会特别是各相关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核与辐射产业的核安全与环境保护的结果。为了推进核能的和平利用,联合国在1957年成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目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中设有核安全和安保司,下设核装置安全、辐射、运输和废物安全、核安保和事件及应急等4个处,专门从事与安全相关的工作。为专门研究核辐射水平和效应,联合国在1955年设立了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这是联合国的官方机构,也是联合国唯一的关于有害物质效应的委员会,表明联合国对核与辐射安全和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国际社会对辐射安全也十分重视。在1928年成立了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负责向国际社会推荐辐射防护标准。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负责研究辐射效应的科学基础,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负责提出辐射防护基本标准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制定执行标准,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防护标准体系。

为确保核与辐射安全,各有核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设立了专门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机构。美国,设立了核管理委员会(NRC),负责对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放射性废物的监管。德国在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反应堆安全部下成立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局,统一负责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放射性废物的管理。瑞典的情况与德国相似,有关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放射性废物管理的监管归口环境和天然资源部,由所属瑞典防护研究所和核动力监察所具体实施。各国在建立、完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的同时,还高度重视核与辐射安全法律、法规建设。

我国从核工业发展初期就对核与辐射安全给予高度关注。1960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防护暂行规定》,这是国内第一个关于行业安全的法规。与此同时,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等单位联合颁布了《电离辐射的最大容许量》和《放射性同位素工作的卫生防护细则》。1974年,发布了《放射防护规定》(GBJ8—74)。该标准1988年由《辐射防护规定》(GB8703—88)所取代,后来又于2002年由新的标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8701—2002)所取代。随着核电站的建设和核技术应用的发展,我国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核与辐射安全(特别是核安全)的法律、法规、标准、导则,形成了配套的、较完善的体系。比较重要的法律、法规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1986年)、《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1989年发布,2005年修改发布)、《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1993年)以及《放射性物质运输安全管理条例》(2009年)。

为了有效实施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放射性废物的监督管理,我国从核工业发展的初期就在国家层次设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1960 年成立了由卫生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双重领导的安全防护卫生局,负责对核工业安全和环境保护的管理。1984年为适应核电的发展,建立了国家核安全局,负责民用核工业的核安全监督管理,已经逐步建立了较完整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

核电安全性在不断提高。为了确保核电的安全性,防止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的严重核事故的发生,核电站的设计、运行严格遵循纵深防御的原则,把其视为核电站安全技术的基础和总的指导思想。纵深防御原则的主要特征是:无论设备或活动都是置于多层重叠措施的防御之下,从而使核电厂的安全功能在即使有一种防御失效,其功能也将得到补偿或纠正。纵深防御原则的应用,首先表现在核电站设置了多道实体屏障,防止放射性物质外逸。这些屏障通常包括四道:第一道,燃料基体;第二道,燃料包壳;第三道,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承压边界;第四道,安全壳。设计必须保证每一道屏障的有效性,并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每一道屏障,确保四道屏障完好无损。纵深防御原则的另一个应用是:设置多层次的设施和规程,以防止事故或在未能防止事故时保证有适当的防护。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给环境和生态造成了重大灾难,也给世界核电的发展蒙上阴影。但是,人们在经历了多年的思考和分析后,仍然比较普遍地认为核电是安全的,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的概率是极低的。而且,各核电国家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充分吸取了教训,对核电站进行了相应的改进,使核安全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例如,丰富和发展了纵深防御原则,强调场内、外应急响应是不可缺少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型商用核电站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措施研究、基于概率论的风险管理技术研究、非能动系统在核电站的应用研究等取得显著成果;大力提倡和培育核安全文化,核安全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一切,为核电安全注入新的活力。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20多年,全世界运行的核电站保持安全、稳定的运行,新建核电站(不论是采用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还是采用新的三代核电技术)的设计、建造和运行都有了更高的安全目标和安全水平。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各国均十分重视研究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和教训,相信在此基础上,核电站的安全水平必将进一步提高。

【行业观察】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社会影响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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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8-22 

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由于涉及看不见、闻不着的放射性物质,更易在公众中产生严重的恐惧与不安,造成显著的心理社会影响。 长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影响极大地加剧了公众的恐核心理,三里岛、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的阴影以及核与辐射应用中频发的放射源丢失等辐射事故(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公众与传媒对核与辐射安全的关注和担忧,也影响核电发展的公众可接受性。

核电、核燃料循环及核与辐射技术应用产业是安全的、环境友好的产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却没有被社会(特别是传媒和公众)所广泛接受。从已发生的国内外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对我国公众与社会的影响看,广大公众、传媒对辐射危害高度敏感。此外,还由于核与辐射恐怖事件发生的突发性、恶意性,加上核的敏感性和社会、公众中存在的恐核情绪,特别容易在社会和公众中引起恐惧、不安,造成社会动荡和混乱。

为了预防和减轻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社会影响,应积极开展以下工作。

提高核设施与核活动的安全性,提高公众对核的信任度

防止和减少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发生,减轻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后果,这是预防、缓解和解决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心理社会影响的基础和前提。当公众切身感受到核能、核技术是安全的,核能、核技术可以造福人类,给人类带来极大好处,而伴随的风险很小时,公众对核的信任度将自然而然地会提升,恐核心理自然而然地会减轻,对核能、核技术应用的风险承受能力将增强,从而有助于预防、减轻和解决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心理社会影响。可见,提高核设施与核活动的安全性是十分重要的。

确保核电厂及核燃料循环设施的安全。提高核设施与核活动的安全性,首先是提高核电厂及核燃料循环设施的安全性,确保它们运行安全,防止严重事故发生。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国际社会对核电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核电,包括其他核燃料循环设施,从设计和运行等方面都采取了很多改进的措施。核电厂不仅对原有的安全上的缺陷作了改进,而且将安全的重点放在严重事故的预防与缓解方面。我国在建核电站均采用改进型或新一代核电技术,降低了严重事故发生的概率,有利于核电厂的安全。我们必须注意核电的有序发展,保证核电的发展与配套条件及能力建设相适应。

减少放射源事故的发生。加强对放射源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放射源事故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改进老旧辐照设施安全状况、提高辐照设施设计水平、加强核保安、强化安全管理等。

推进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核工业和核技术应用过程要产生一定数量的放射性废物,尽管这些放射性废物始终受到比其他工业废物更为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但由于涉及放射性,且某些放射性核素的寿命很长,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特别是含高毒性、长寿命的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最终安全处置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广大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影响核电和核技术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我国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不能适应核电发展的需要。高放废物处置明确了2020年的目标,到时要建成地下实验室,地质处置库的选址要有阶段性的成果。放射性废物管理条例正在制定中。但总的来看,放射性废物处理和处置工作仍然是任重道远。有必要加强放射性废物和固体废物处理的研究、尽快建成西南处置场、加快推进华东处置场等的建设;明确高放废物地下实验室的责任单位,尽快开展地下实验室的定址和设计;核工业、核技术应用的营运单位必须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推进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工作的进程,扫除核电发展的重要障碍。

制定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分级的国家标准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与公众沟通的共同尺度,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了国际核与辐射事件的分类标准,1~3级称为“事件”,4~7级称为“事故”。没有安全意义的事件称为“偏离”,分类为零级。我国核工业未发生过4级以上的事故。核电站未发生过2级以上的事件。

建立事故(事件)发生之前的信息管理机制

一般而言,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应对可以区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信息管理、媒体协调和公众引导的目标、任务、路径皆有所不同。事前管理的重点可以表述为:“建设两个机制、三支队伍”。两个机制一静一动,静态机制为核与辐射事故(事件)信息资源库;动态机制为核与辐射事故(事件)信息报告与研判机制。三支队伍为权威的专家咨询队伍、专业化的媒体报道队伍和代表性的公众队伍。

建立全国性核与辐射事故(事件)信息资源库。鉴于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复杂性和公众认知、接受的不确性,宜未雨绸缪建立国家层面的专门性信息资源库。资源库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我国核电及相关事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故(事件)类型等信息,即基础信息子库;二是应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常规知识、技能、流程,以及相关法规政策等信息,即知识与政策子库;三是世界各国应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案例信息,即经典个案子库。

信息资源库主要发挥如下功能:一是日常公众教育的信息素材来源;二是涉核与辐射单位的培训素材来源;三是事故(事件)发生时的基础性决策依据;四是媒体信息发布和公众心理引导的立体化信息支撑体系。总之,资源库可以有效避免事故(事件)应对中仓促决策、草率发布、信息匮乏等问题。

  在建设形态上,信息资源库可以采取计算机数据库和实体资料库(书刊、影像光盘、编印资料)两种形式,并不断更新和完善。

建立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的信息报告与研判制度。这一机制包括两个关键环节:报告和研判。报告环节的核心问题是“畅通”,研判环节的核心问题是“准确”。要建章立制保障核与辐射事故(事件)报告的畅通性,切实避免瞒报、迟报、谎报情况的出现。同时,及时获取有关事故(事件)及其后果的准确信息是及时、客观、准确决策和响应的基础。鉴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可能不是单一的,经常是多渠道的,对信息真实性、可靠性的甄别和判断就显得重要而且困难。

从国家层面考虑,需要建立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的信息报告与研判制度,明确应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及其后果的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的责任单位是事发单位(例如核设施营运单位)、其上级主管单位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单位。信息研判中也以上述单位报告的信息为主要依据,来自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信息则作为参考或辅助信息。

建立响应决策与信息发布专家咨询团队。建议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建立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社会响应的决策与信息发布专家咨询团队,为政府决策与响应,特别是信息发布提供技术咨询。需要强调的是,专家团队的力量贵在激活,平时要形成至少以年度为周期的专题研讨机制,事故(事件)发生时才能扮演高效、团结、权威的顾问小组角色。

专家咨询小组由真正懂行的核与辐射安全专家组成,主专业是核安全与辐射安全(包括放射性废物安全),并吸收和核与辐射安全相关的其他专业(如气象、机械、电网等)的专家参加。

此外,在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甚至引发恐慌的事故(事件)中,咨询团队应吸纳人文社会科学背景(如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研判舆论议程及其变化趋势,以及公众心理和关联效应;二是协助核与辐射领域专家把“技术语言”转化为“社会语言”。

建立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大局意识的专家型记者队伍。核与辐射事故(事件)是专业性较强、不确定性较高的紧急事件,从一般公众的角度看甚至是“令人极端恐惧的神秘事件”。如果媒体记者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专业知识毫无了解或一知半解,必然带来可能引发灾难性社会后果的新闻报道。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支由部分中央级综合媒体、行业权威媒体、影响力较大的互联网媒体组成的核与辐射事故(事件)专家型记者队伍。

  所谓专家型记者队伍,是指由相关机构出面组织,开发课程、安排师资定期对其进行专门培训,因而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有充分了解、深度理解的记者团队。这些记者所在的媒体要有足够的权威性、代表性和影响力,一旦事故(事件)发生能够引导国内外媒体的报道议程。

核工业界应根据传媒的需求,通过各种形式向传媒提供培训、宣传、咨询等服务,增进传媒对核与辐射科技知识的了解和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及其后果的认知程度,提高关于核与辐射事故(事件)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建立涉核与辐射机构所在区域的公众代表队伍。从原则上讲,核与辐射事故(事件)教育应该覆盖全体社会公众,但就实际引导效应而言,要在广泛覆盖的基础上重点培养一批“懂科学、识大体、讲理性”的公众代表。按照传播学的说法,专家咨询团队在事故(事件)中扮演的是“专业意见领袖”角色,而来自群体的公众代表则发挥着“公共意见领袖”作用。

公众代表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人际沟通、个人博客、手机、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以“群体中一员”的身份引导公众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做出理性的解释和解决。事实上,任何重大应急管理工作的根本问题都在于政府主导、专家协同、媒体引导和公众参与,其中公众参与是政府、专家、媒体全部努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相关机构要通过举办开放日、参观体验、组织培训、奖励回馈等方式建立所在区域的公众代表队伍。同时,这支队伍的信息及其更新情况亦应纳入国家层面的信息资源库。

建立事故(事件)发生之中的信息发布机制

在核与辐射事故(事件)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对于预防和减轻事故(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影响是极为重要的,而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和信心,重要的举措之一是政府及时、统一、透明、准确地向公众发布或通报有关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及其后果的信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保持信息渠道畅通,增进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核与辐射审管部门,是独立于发展部门的政府部门,应该成为核与辐射事故(事件)信息的主要部门。

事故(事件)处理中的媒体沟通要着力解决如下三个核心问题:时间性、主体性和解释力。

事故(事件)处理中舆论引导的时间性问题。所谓时间性问题,即在事故(事件)处理中要坚持的第一原则是“越快越主动,越慢越被动”。迅速反应意味着以人为本——最大限度降低生命和财产损害;意味着把控大局——最大限度降低不稳定因素。具体言之,时间性问题有三个内在要求:

第一,让政府和当事企业成为信息源。及时与各方沟通,特别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可以确保政府和当事企业成为首要信息源,避免媒体和公众“靠谣言过日子”。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和当事企业发布的信息越及时、充分、丰富,留给社会各方猜测、质疑和批评的空间就越狭促,从而确保权威、科学的信息占据舆论主流。

第二,有结论给结论,没结论给态度。在事故(事件)发生后,如果已经得出确切无疑的结论,那么应当及时发布;如果情势紧迫、错综复杂,原因不明、结论未定,那么也要不说谎或者躲避,而应做到“没结论、有态度”至少要拿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第三,要适度承诺。在事故(事件)处理中,如果始终不做出事态控制、利益补偿等方面的承诺,很难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信心;如果过度承诺,则会造成“危机连环套”——技术危机未平,诚信危机又起。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适度承诺,即分解问题、逐步实现,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改善,也足以优化事故(事件)中的象征性社会语境。换言之,要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持续为公共舆论环境做信任加法和信心加法。

事故(事件)处理中舆论引导的主体性问题。所谓主体性问题,即在事故(事件)处理中要掌握话语权。话语权建构应当围绕如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提供可靠的信息和持续的证据。虚假和敷衍的信息,无法为人们提供行动方案的信息,只能引发更大的混乱。是要持续不断地就人们关心的问题做出回应和解释。不仅要提供客观描述事态、过程和结果的事实信息,还要提供反映情感、态度和立场的意见信息。事实信息只能“迎合舆论”,意见信息才能“引导舆论”。

二是建立第三方权威话语同盟。要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团队的作用,引领媒体和公众意见。同时,第三方之所以介入公共表达,是为了在社会讨论中提供专业知识、权威信息,引导舆论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如果滥用专家意见(譬如只许讲“好话”,不许讲“坏话”),这个策略必定失灵——人们不愿意相信不留余地的肯定和赞美。

三是要均衡表达。所谓均衡表达,即不要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发布信息,而是要充分考量媒体的信息需求和公众的心理感受。只盯着自己的利益、政策、条规讲话,只着眼技术路线图讲话,人们听不进去,更少有人会信。另外,均衡表达也意味着话语资源分配的均衡,即不能只靠主流媒体发布信息,也要将网络媒体纳入主流信息发布体系,在与公众的对话和协商中引导舆论。

四是要恰当干预,稳妥发布。所谓“恰当”,就是对事故(事件)的社会心理影响的干预要适度,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而其前提是对事故(事件)及其后果的正确判断和估计。过度的干预必定是高估事故(事件)的后果,采取了过激的响应行动,其必然会导致公众心理社会影响加剧甚至失控;干预不力,措施不到位,则会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降低,谣言或不实的传媒有可能左右公众的行为,同样可能引起事态扩大。

  事故(事件)处理中舆论引导的解释力问题。所谓解释力问题,是指在有效把握时间性、主体性的基础上,能够赢得媒体和公众的深度共识,实现事故(事件)的有效社会动员、低成本处理、经验和智慧层面社会财富的累积。

一是要坚持公开透明,让媒体和公众见证、体验事故(事件)处理进程。二是要做好“软应急”,加强公众心理抚慰。三是要优化信息发布的修辞,把技术语言和政策语言转化为公共语言。

建立事故(事件)善后处理期的社会传播机制

以为事故(事件)一旦结束,危机便已终结,这是需要克服的一个认识误区。如果缺少事故(事件)后的恢复管理,社会心理层面的危机将会持续存在,并有可能演化为伤痕式的集体记忆。以下三个环节在恢复管理中宜当重点把握:

一是利益补救。当事故(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当事政府要支持当事企业对内尽快恢复生产,创造更多效益,对外面向受害者作出补偿。切忌因为“不揭伤疤”等心理,对当事企业和受害者不再谈及,而恰恰应该把恢复生产、补偿受者等正面、积极的信息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出去。

二是信任重建。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问题整改能最快重建信任。要认真总结事故(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并将之传播给社会公众,如此才能赢得信任并教育公众。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在经验和教训中增进整体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三是担当责任。塑造核工业界的新形象。一家涉核企业发生事故(事件),会影响到整个核工业界的形象。因此,当事企业要在事故(事件)结束后,与媒体和公众协商开展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公益活动或社会责任项目,以良善的形象覆盖事故(事件)带给人们的不愉快的集体记忆。在必要的情况下,核工业界可以联动开展特定的公益项目和公众教育行动,以避免整体形象受损。

建立公众的信息沟通机制

应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长效机制在于常态化的公众教育。核工业界应视自身情况需要,为开展核与辐射安全工作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在事故(事件)发生后,要高度重视通过媒体与公众沟通,同时面对面的公众沟通亦不可或缺。

加大核与辐射相关知识科普宣传的力度。多年来,各有关部门、单位(包括某些协会、学会等社团组织)为普及核与辐射科普知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的来看,科普宣传的力度与核电和核技术应用广泛、快速发展的形势很不相适应,从国家层面上还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核与辐射相关知识科普宣传计划。

当前,存在一种不良的倾向加重了公众对核与辐射安全的担忧,即某些核工业业内人士不适当地夸大核安全风险,把一些辐射设施也当作核设施,把原本属于辐射安全的问题统统夸大为核安全问题。在我国核电进入规模发展的新形势下,加大核与辐射相关知识科普宣传的力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了核与辐射设施的业主单位义不容辞地要做好这项工作外,应动员全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新闻媒体,积极支持和参与。可借助中国核学会、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的力量,制定总体科普宣传规划,广泛深入地开展这项工作。

从发达国家和我国有关行业的成熟经验看,专业领域的科普宣传和教育应由行业专家和传播专家共同主导,前者负责知识输出,后者负责公共表达。目前,核与辐射科普工作之所以未能尽如人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育者“自说自话”,未能将相关知识转化为公共议程,未能将之纳入公众的日常信息接收序列。

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核与辐射事故(事件)有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污染环境和对公众的辐射照射,威胁公众健康和安全,公众理所当然地拥有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社会响应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因此,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增进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是加强与公众沟通和交流的前提。其中,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尤为重要,这也是增进公众参与和监督的基础,只有真正知情了,才可能有效地参与和监督。

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最重要的是信息公开、透明,无保留地让公众了解核工业的建设、运行的相关信息,包括已发生的和可能辐射的核或辐射事故(事件)的相关信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应该让公众了解核电、核技术应用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存在发生事故(事件)的可能性,有可能危及公众的安全(尽管概率很低),同时让公众了解事故情况下如何配合各级政府采取保护自己的防护行动;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还应该听取公众的意见、呼声,特别是关于核与辐射安全和加强相互间沟通与交流的建议。

建立与公众沟通的有效渠道。为了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需要制定完整和行之有效的沟通计划,建立沟通的有效渠道。核工业界应在政府、科技教育界及新闻传媒的鼎力支持和配合下,与公众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的沟通、交流,树立核工业的正面形象,增进公众对核工业、对核与辐射安全基本常识的认知,加强政府核工业界、公众、传媒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具体的做法上,除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的传播媒介外,互联网也是可利用的一种双向互动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沟通方式。譬如,核工业专家开设博客,以案例的方式介绍核与辐射安全知识;专业机构策划、制作相关视频、FLASH;事故(事件)发生时以BBS、微博等与公众进行“不断线”沟通等。此外,组织公众参观核设施,组织核设施、公众、传媒间的联谊活动,发放宣传画、宣传小册子等都可达到交流、沟通的效果。

无论采取何种渠道与公众沟通,案例教育总是受欢迎的。要认真、及时地总结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社会响应的个案经验和教训,并通过传媒将其适当地公诸于众,将有助于避免类似的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发生,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有助于加强公众、传媒与核行业的沟通,从而有助于缓解或减轻核与辐射事故(事件)时的公众心理影响。

大力开展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公众心理社会效应的研究

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社会响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舆论公众心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还涉及医学救治、辐射防护、心理干预等技术层面的诸多问题。由于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后果而言,心理影响造成的危害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比实际的辐射伤害严重得多,随着核电与核技术应用的发展及若干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发生,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公众心理社会效应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发达国家通常都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在我国,关于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公众心理社会效应的研究工作基本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国内外已发生的核与辐射事故,在我国公众中所引起的心理社会效应却是广泛和巨大的,甚至不构成事故的放射源卡源事件都造成10万人大逃亡。为了预防和减轻核与辐射事故(事件)的社会效应,加强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公众心理社会效应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

当前,应认真总结国内外已发生的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公众心理社会影响及干预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制定研究计划,优先开展核与辐射事故(事件)公众心理社会效应对策研究,包括政府决策与信息发布、传媒与公众信息沟通、公众心理社会效应预防与干预等重要方面的对策研究。研究工作要立足于应用,使研究成果应用于各级政府及重大核设施应对核与辐射事故(事件)以及其他核与辐射突发事件社会响应预案的制定与实施。

【行业观察】核安全文化评估,可定性也可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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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8-22 

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引发了福岛核事故,核电和核安全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核安全给予极大关注。

此后,在众多的国际会议上,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的呼声高涨。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召开核安全部长级会议,讨论福岛核事故经验教训和后续应对措施。会上发布了IAEA专家团赴日本进行福岛核事故调查的初步结果,同时强调由IAEA牵头,共同合作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

核安全文化评估现状

在世界上绝大部分核电厂,核安全文化水平历来是个定性的概念、而不是定量的概念。IAEA在《推进核活动中的核安全文化建设》一书中,提出了核安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仅基于规划和法规的安全,第二阶段为良好的业绩成为一个组织的目标,第三阶段为持续改进安全业绩 (如图1所示)。

上述理论在核电厂被广泛应用。然而,管理者很难定量地对核电厂所处核安全文化建设的阶段(或核安全文化水平)进行评价。三个阶段的界限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大家常说的如“某某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建设水平较高......”一般均为专家判断,而没有明确的判断依据。

近年来,我国核电厂认识到了核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福岛核事故后,核安全文化建设再次成为核电厂关注的重点。但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对如何定量评估核电厂核安全文化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途径和方法。目前的核安全文化建设和管理水平评估仍然主要停留在主观判断或专家判断的基础之上。

核安全文化可以定量评估

早在20世纪80年代,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著名教授丹尼尔•丹尼森开始研究组织文化的测评,并建立了有名的“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丹尼森对众多的企业业绩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那些工作安排相对合理、员工参与决策程度较高的公司,它们的投资回报率以及销售回报率相对较高。这项全球性研究的结果表明,组织的四大文化特征——适应性、使命、参与性和一致性对企业的业绩影响重大。这项组织文化评估目前也在我国国内不同的企业进行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的最基本出发点是文化是有形的和可度量的,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

美国核动力运行研究所(INPO)近期开展了一项研究,对运行核电厂安全运营业绩及核安全文化测评结果(定量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评估的数据包括临界7000小时非计划自动停堆、应急电源可用率、安全系统可用率、化学性能指标、人因失误率等,得出的结论是:安全运营业绩与核安全文化评估结果有很好的相关性,即良好的核安全文化往往能够支撑良好的运营业绩。当然,良好的运营业绩不一定代表良好的核安全文化,美国Davis-Bess核电厂2002年压力容器顶盖严重降级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何进行核安全文化的评估

实际上,在任何时间点,一个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水平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的任何一点。

当需要对一个核电厂的安全文化水平进行评估时,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该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同比是否有改进;该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相比与其它类似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是否有强项或弱项;该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目前所处的水平如何?

核安全文化评估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组织文化学家埃得加•沙因提出的文化模型(如图2所示),即通过对组织中的人员所表现出的行为和特征进行观察、记录和评估,可以洞悉该组织深层次的价值观、态度,直至组织的基础假设和信念。

图2给出了核安全文化评估的主要手段,即通过观察、访谈手段,获取核电厂员工针对核安全事项所表现的行为和特征、对待核安全优先的价值观和态度。一般来讲,取样的样本数据越大,越能准确反映所评估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水平。

国际上常用的评估方法

目前,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核安全文化评估方法主要包括美国电站联盟(USA)的核安全文化评估(NSCA)和IAEA的核安全文化评估(SCART)。

美国电站联盟的核安全文化评估

2002年,美国Davis-Besse核电厂发生压力容器顶盖严重降级事故后,INPO发布了一份重大事件经验反馈报告(SOER02-04),要求美国国内各运行核电厂定期开展核安全文化评估,2004年至2005年,美国电站联盟发起了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评估,以满足SOER02-04中的要求。截至2011年,已经完成百余次核安全文化评估。

美国电站联盟核安全文化评估的依据是《卓越核安全文化八大原则》,即核安全人人有责、领导做安全的表率、建立组织内部的高度信任、决策体现安全第一、认识核技术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培育质疑的态度、倡导学习型组织、评估和监督活动常态化。

同时,美国电站联盟根据上述八大原则,进一步细化每一个原则应该包括的行为和特征,形成73项提问,覆盖核电厂董事会成员到电厂一线员工。

通过对核电厂员工的观察和访谈,形成针对73项提问的结果,通过对照八大原则和业绩普遍实践,由评估员对每一项观察和访谈结果进行打分,优于一般核电厂实践为(+),低于一般核电厂实践为(-),达到期望值为(0)。在评估结束时,通过对所有计分项进行统计分析和对观察访谈结果进行深层次分析,对受评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水平得出客观的评估结论。

图3为某核电厂核安全文化评估的总体结果。由此图可以看出,如果负面的评估超过正面的评估,表明在受评的样本数据中,有较多的核电厂员工的行为和特征不支持这项原则。针对该条原则可进一步进行细分,如:是否为奖惩制度不合理?是否为核电厂与上级部门之间有关核安全责任的界限不清等。通过细致分析找出针对某条特征的弱项。

美国电站联盟核安全文化评估队一般由10~11名队员组成,包括队长、领队、协调员和评估员。评估前1~2个月对核电厂全员进行问卷调查。现场评估时间为一周。评估队实施40~60场不等的观察和访谈。评估形成的初步结果在离厂时向核电厂管理层正式通报,评估结果一般包括强项、弱项、正面观察结果、负面观察结果和需要关注的领域。正式报告在30天内正式提交核电厂。报告正式提交前受评核电厂及评估队员可进一步反馈修订意见。要求电厂通过状态报告的方式对正式报告形成的弱项、负面观察结果进行跟踪处理,并在下一次核安全文化评估时评估行动的落实情况。

IAEA核安全文化评估

2008年,IAEA正式发布SCART评估导则,开始正式的核安全文化评估。该评估需要核电厂所在国政府正式向IAEA申请,由IAEA牵头组织实施。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少数几次的核安全文化评估工作。

IAEA核安全文化评估的依据是其发布的SCART评估导则,其中的五大原则(IAEA也称特征)包括:人人崇尚安全、领导做安全的表率、安全责任明晰、安全要求融入核电厂所有活动、组织具有持续学习和改进安全的能力。

同时,IAEA根据上述五大原则,进一步细化每一个原则应该包括的行为和特征,形成共计37项提问,覆盖核电厂所有成员。

通过对核电厂员工的观察和访谈,形成针对37项提问的结果,通过对照五大原则和业绩普遍实践,由评审专家针对每一项观察和访谈结果进行打分,强项为(7~9分),弱项为(1~3分),中间值为(4~6分)。

IAEA核安全文化评估队一般由8~9人组成,包括队长、副队长、评估员和观察员。评价时间为2周。评估队实施150场左右的观察和访谈,离厂时向核电厂管理层正式通报评估形成的初步结果,一般在90天内正式向核电厂提交正式评估报告。

另外,日本的核电界也采用了类似美国电站联盟的评估方式,开始对日本的核电厂进行评估。欧洲国家目前正在试点开展核安全文化评估。加拿大核安全管理当局也正在编制核安全文化评估管理导则,拟对加拿大境内的核电厂实施核安全文化评估。

参与美国电站联盟核安全文化评估的体会和感受

笔者曾担任中核核电有限公司核安全文化评估工作组组长,牵头组织建设核安全文化评估体系,截至2011年3月,完成了美国电站联盟核安全文化评估体系的消化、吸收和本土化工作,并用于实施。

2011年初,在INPO的支持下,笔者赴美国核电厂参加了美国电站联盟组织的两次核电厂核安全文化评估。

美国电站联盟在核安全文化评价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核电厂管理层愿意并主动接受使用核安全文化评估来提升业绩,行业自律特色突出。核安全文化评估对促进美国核电厂安全业绩提升明显,主要表现在低水平人因事件率持续降低、重大运行事件逐年降低、电厂容量因子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等指标上。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美国核电厂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一是核电厂员工在核安全文化访谈过程中非常坦诚、开放。笔者在美国核电厂进行访谈时,核电厂的员工绝大部分都能够以开放和坦城的态度回答我们的提问,并辅以事例进行说明。如在被问到核电厂是如何处理安全和生产的冲突时,有员工就提到,日常正常运行时,核电厂还是非常重视安全的,但在大修期间,某工作的工期一压再压,员工承担了很大的进度压力,潜在影响检修质量等。还有老员工讲到,自己已接近退休年龄,但积累的知识没有新人可以传授等。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能够为评估员判断和分析提供很好的价值。

二是核电厂员工对核安全文化评估的信任程度高。核电厂员工对核安全文化评估的接受程度较高。访谈期间,员工们非常投入和配合,甚至在访谈结束后,有的员工还主动为评估员提供附加的信息。为此,评估队还专门建立了能与评估队成员进行联系的电话号码,供员工们使用。员工们对自己提供的一些负面回答没有过多的顾虑,不担心事后遭到潜在的不公正待遇或处理。

三是核安全文化真正深入人心。在我们对核电厂员工进行观察和访谈时,员工们都能够很好地理解《卓越核安全文化八大原则》及其特征,大家在对核安全的认识上形成了共识,沟通也非常容易。访谈时,大部分员工在上衣口袋里都装着一本《卓越核安全文化八大原则》及特征的说明。这是美国Davis-Besse核电厂压力容器顶盖严重降级事件后由INPO开发的核安全文化建设文件,后被世界核电营运者协会(WANO)采用,该文件被称为美国核电厂核安全文化的“圣经”。

四是美国核安全管理委员会(NRC)对核安全文化评估高度关注。在参加评估期间, NRC也派出4名官员对核安全文化评估流程、方法、评估人员资格等进行了全程观察。在交流中了解到,NRC目前正在考虑将美国电站联盟的核安全文化评估作为其对电站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正在积极与核电界沟通,预计在短期内,NRC将采用美国电站联盟的核安全文化评估,这将对核电界和核安全监管当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随着我国核电规模的不断增加,公众对核安全的认知和关注度不断深入。深入开展核安全文化评估,对持续快速提升我国核电安全运营业绩和核安全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建议在核安全文化评估方面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逐步将核安全文化评估纳入核安全管理当局的监管范围,形成规范统一的核安全文化监督管理手段。通过对核安全文化的监督管理,通过核安全文化的他律,促进和提升核电厂的安全运营水平。

二是要在国家核电行业管理及核电安全规划中,通过引入核安全文化评估体系和要求,建立比较完善的核电安全文化评价体系,指导核电相关企业不断发展和持续改进核安全文化建设,提升核电厂安全运营业绩和核电竞争力。

三是要在有条件的核电厂运营单位开展定期的核安全文化评估,促进核电厂核安全文化深入和根植于核电厂员工。

四是要在时机成熟时,建立我国的核安全文化评估标准体系,致力于整体提升我国核电厂核安全文化水平,提升对外形象和声誉。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通过广泛开展核安全文化评估,对标国际先进实践,能够把脉我国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建设现状及弱项,通过及时采取纠正措施,提升我国的核安全文化水平,将我们的核电厂安全运营业绩保持在业界优秀的水平。


【行业观察】中国找铀,向深部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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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核工业杂志  日期:2011-08-22 

国外深部找矿进展

国外资源深部勘查进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固体矿产勘查主要在拉美、北美、西南太平洋岛弧、非洲、俄罗斯等地发现大型、超大型矿床超过70个。据统计分析,这些多数新发现的金属矿床都产在已知的成矿区带内,有的甚至就在已知矿床的深部和旁侧。已知矿区带内储量的增加说明,已知成矿区带深部仍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目前,国外勘查和采矿深度均大于我国。世界上勘查开采最深的矿床是南非西兰德的Western Deep Level金矿,现开采深度已达到4800米,不久将可达到5000米左右。加拿大萨德伯里铜、镍矿床,围绕萨德伯里杂岩体有30多个铜、镍矿床,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大、中型矿床,现探测最深的矿体己达2400米。在澳大利亚奥林匹克坝矿床深1000多米处发现了隐伏的几乎直立的铁、铜、金、铀矿床。印度科拉提金矿开采深度达3200米。美国和加拿大绿岩型金矿的开采深度分别为2000米和2600米。

国外铀矿深部勘查进展。世界主要产铀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达较大的深度,俄罗斯和蒙古发现的产于火山岩中的红石-乔巴山铀矿带铀矿化深度达到2500多米,资源量达到数十万吨。加拿大在比佛洛支地区也发现了深达2000多米的热液型铀矿化。德国、捷克在波希米亚地块上发现了数十万吨的铀资源,勘查深度也达2000多米。南非铀金矿床的勘查深度达到5423米。应是目前世界上金属矿产勘查最深的深度。以这些国家为代表的铀矿地质工作者在铀矿形成的时空演化、成矿规律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并将这些成果结合本国的地质特点不断进行突破,在深部和新区找到了一系列新的铀资源。

国内深部找矿进展

国内资源深部勘查进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矿业起步较晚。当今我国所公布的各类金属矿产的资源量,均是指第一深度空间探查的矿产资源量(即平均为0~500米深处),而矿产资源的开发在主体上则平均限于0~350米深度范围内进行,只有少数矿山开采深度达到了1000米,而国外开采超过千米的金属矿山有80多座。

“十五”特别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深部资源勘查和研究工作均取得重大进展。在我国重要成矿区(带)深部第二找矿空间发现了一批新的资源矿产,如:辽宁红透山铜矿勘探开发深度超1100米,目前还在向深处延伸;安徽铜陵冬瓜山特大型铜矿床的产出深度在1000米以下;在广东凡口铅锌矿500米以下找到了100万吨级以上的可采金属储量;在江西银山铜、铅、锌、金、银矿1500米深处均发现富有铜、铅、锌的矿床;福建紫金山金、铜矿床距地表的深度已达1900~2000米左右;新疆阿尔泰阿舍勒铜、金、锌特富矿床深度可达1800米左右;四川会泽麒麟厂铅、锌矿床的富矿体已延伸抵1300米以下等。

为了缩小与国外的差距,满足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开展广泛的深部找矿勘查与开发十分必要,特别是要迅速强化地壳内部第二深度空间(500米~2000米)的找矿、勘探和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工作,以待深部大型、超大型矿床和多金属矿集区的发现。

目前,找矿勘查学科发展的方向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区域成矿规律研究与区域矿产预测;二是隐伏矿床预测和深部找矿。

我国矿产资源接替基地面临的主要找矿难题是:老矿山深部和各类隐伏区的探矿难度大,急需先进、高效的理论和技术方法指导深部找矿。我国大部分金属矿山位于地形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探查和开采深度均停留在500米以上范围。而500米深度以下,不仅地质构造环境复杂,找矿难度大,而且原有的探测仪器分辨率不高等技术问题,严重影响了对深部资源的勘查开发。最新的成矿理论研究和深部定位预测验证结果均表明,地下500~2000米深度见矿范例众多。这也表明我国大陆深部蕴藏着潜力巨大的矿产资源。如何准确、有效地开展深部定位预测,已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重大科研任务。

国内铀矿深部勘查进展。我国已发现的铀矿大部分在500米以浅。近几年来,随着找矿深度的加大,在1000米深度左右发现了很好的与花岗岩和火山岩有关的铀矿化,如相山火山岩型和长江花岗岩型铀矿田等。在伊犁和鄂尔多斯盆地等砂岩铀矿的找矿深度也拓展至700米以上的深度。这些成果表明,我国深部也具有很大的找矿前景,同时随着找矿深度的加大,找矿难度也加大,迫切需要成矿理论和技术的突破与创新。

深部找矿理论及技术

成矿理论是深部找矿的指导思想和方向。据对一些成矿区带的综合研究,一个大型热液成矿系统的垂直延伸可达4~5千米或更深。在俄罗斯科拉半岛的科学钻探中,在10千米上下的深度发现了变超基性岩中的铜-镍硫化物和基性岩中的铁-钛矿化。这说明,在地壳中相当大的深度间隔内,具有形成金属矿床的有利空间和相应条件,深部矿床潜力是很大的。因此,可以认为,在“上天、入地、下海”这些探索新矿产资源的三大领域中,向地下深部找矿是比较现实和有一定经验积累的。

近年来,我国铀矿地质工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深部铀成矿理论,以指导铀矿深部找矿工作,从理论上阐述我国热液铀矿的成矿深度可达2~3千米,砂岩铀矿的成矿深度也可达千米。深部成矿认识问题还应考虑到成矿期后的构造改造问题,一种情况是成矿时比较深,成矿后由于构造的抬升作用,使矿化抬到比较浅的位置或完全被剥蚀;另一种情况是成矿时比较浅,成矿后由于构造的沉陷作用,使矿化埋到比较深的位置。因此,成矿和找矿深度应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深部铀矿找矿是三维空间找矿信息的综合研究工作,由三大要素构成:第一是找矿模式是基础条件;第二是物探、化探是技术支撑条件,尤其是物探工作是关键技术支撑;第三是钻掘探矿工程是实现条件。三者缺一不可。

随着铀矿勘查工作的深入,地表矿、浅部矿、易识别矿的日益减少,铀矿勘查工作正朝着寻找隐伏矿、深部矿、难识别矿的方向转变,随着找矿深度不断加大,找矿难度不断加大,因而铀矿勘查在成矿理论创新的同时,勘查技术方法也需不断改善和更新,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创新应用已成为铀矿勘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铀矿找矿模式是在成矿模式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控矿因素和成矿条件开展有效的技术方法探测,实现找矿突破的模式。我国建立的各类型找矿模式大大推动了我国铀矿找矿工作和资源的突破,但深部找矿模式还有待深入研究完善和建立。

物化探方法可分为航空、地面和地下的探测技术方法。随着探测信息和数据的增多,利用现代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对地、物、化、遥等海量数据信息进行高效集成和综合处理,获取和提取找矿信息,从而使找矿预测和靶区圈定更加准确有效,是当前深部勘查技术方法的又一特点。

从发展的角度讲,铀资源深部勘查技术的发展方向是纵深化、数字化、系统化及高精度和高分辨。

纵深化。随着找矿工作的深入,今后突破的是深埋藏的隐伏矿或盲矿,相应地要求铀资源勘查技术探测到更深的铀成矿环境和信息。“攻深找盲”是今后铀资源勘查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数字化。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铀资源勘查技术的发展也是从定性向半定量、定量化转变,从模拟向数字化转变,大大提高探测精度和数据处理及利用的效率。

系统化。基于计算机GIS平台技术,对获取的各类数据进行数字化集成,开发出功能强大的数字勘查技术系统,并通过变换、融合、叠置等综合处理,挖掘成矿有效信息,实现综合预测。

高精度。无论是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技术,还是分析测试方法,高精度测量对识别更复杂的地质体和岩矿鉴定具有重要意义。

高分辨。分辨率的提高同样地对识别更多、更复杂的地质体和岩矿鉴定非常重要,也是铀资源勘查技术发展方向。

深部找矿政策和管理建议

突破深部铀资源是我国今后重要的勘查方向,除了成矿理论和找矿技术突破之外,还应加强管理,给予政策和投入的大力支持。

一是加大投入,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保障和支持。我国的铀矿勘查工作在核工业第一次创业时期,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实现“人、财、物”的政策优先保障,投入也比较大,较快地发现了一大批铀矿床,保障了核工业的顺利发展。目前,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对铀资源需求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深部找矿是重要的资源突破方向,但深部找矿是一个系统工程,难度和成本都较大。因此,建议首先要加大投入,在资金上给予保障。在政策上,国家应专门列入有关渠道和制定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

二是加强能力建设,提升科研和技术装备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装备水平也是深部找矿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手段,应大力提高深部成矿理论科技创新能力和找矿探测及揭露深度,从而缩短找矿周期,提高找矿效率。

三是加强合作,提高成矿理论和技术创新水平。国际上找矿深度总体上比我国要深,技术和方法上具有优势,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内其他矿种的深部找矿工作技术和经验也值得借鉴。因此,我国铀矿深部勘查工作,特别是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方法研发方面应大力加强与国内外的交流和合作,充分借鉴最新研究成果和先进经验及技术方法,推动铀资源深部找矿工作。

四是加强队伍,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和勘查队伍。队伍和人才是深部找矿的关键。新形势下,我国在铀矿地质科技和勘查方面比较缺乏优秀的领军和创新人才。要实现我国铀矿地质新的跨越和深部找矿大的突破,应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特别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带头人,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和勘查队伍,同时为开拓国外铀资源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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